留在第七章注释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巴苏教授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演讲。在谈到中美贸易战时，他说:“我来自印度。在我的大半辈子里，发达国家用各种手段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要求贸易。没想到有一天世界天翻地覆。”
2001入世后，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2010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已占全球的28%(图7-1)。中国的出口产品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高。2019年，30%的出口产品可以被列为“高新技术产品”，而在这类高新技术产品的全球出口总额中，中国约占四分之一。因此，中国的出口模式不再是简单的“来料加工”，大部分出口价值都是由当地人创造的。2005年，中国每出口65，438+000美元，有26美元是从海外进口的零部件价值，只有74美元来自中国(包括在中国设有工厂的外资企业生产的价值)。2015年，来自海外供应链的价值从26%下降到17%。
2018的GDP中，居民最终消费占比只有44%，而美国接近70%，欧盟和日本也在55%左右。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我国总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5%下降到50%，下降了15个百分点，随后逐步回升到55%(图7-2)。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80年代的54%下降到2010年的39%，下降了15个百分点。居民总消费和最终消费的差距是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一直比较稳定，占GDP的比重约为11%。
在这些巨大成功的背后，也隐藏着两个问题。一是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重视生产和投资，相对忽视民生和消费，导致巨大的产能相比国内消费不足，消化不了的产品只能出口。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外需的不稳定和贸易冲突。过去2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从5%上升到28%，对应“七国集团”从62%下降到37%，而其他所有国家的份额几乎没有变化。2020年，中央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
第一，低消费和产能过剩
2018的GDP中，居民最终消费占比只有44%，而美国接近70%，欧盟和日本也在55%左右。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我国总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5%下降到50%，下降了15个百分点，随后逐步回升到55%(图7-2)。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80年代的54%下降到2010年的39%，下降了15个百分点。居民总消费和最终消费的差距是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一直比较稳定，占GDP的比重约为11%。
当我们观察到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降低了，无非是两种情况:要么是国民能够支配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降低了，要么是国民把收入的更大一部分存了起来，储蓄率提高了。
居民的高储蓄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很高，上世纪90年代达到25%-30%。同期美国储蓄率仅为6%-7%，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储蓄率为9%-10%。日本储蓄率很高，只有12%-13%。国家之间储蓄率的差异可以用文化、习惯甚至语言和潜意识来解释。
居民收入份额低
居民消费不足不仅仅是因为储蓄率高，还因为真的没钱。
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逐渐兴起，劳动强度高于工业，也促进了劳动收入比重的恢复。
入世后，一方面，进口资本品关税降低，增加了企业的资本投入；另一方面，东南沿海的产业集聚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而户籍和土地相关政策抬高了房价和劳动力成本，不利于外来人口安居乐业。“用工荒”现象频发，企业更倾向于资本投入。
现在各种信息技术让机器越来越“聪明”，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对劳动的替代性很强。所以机器相对于劳动力的价格下降后，确实挤出了劳动力。例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用户，2016年占世界工业机器人市场的30%。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上升。
从收入来看，居民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政府和企业的比重必然增加。同样，从支出来看，居民消费比重会下降，政府和企业支出比重会上升，这些支出大部分会用于投资。换句话说，居民收入转移到政府和企业手里，变成了公路高铁、工厂、机械设备等基础设施，而汽车、家电等消费品比重相对降低。
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不仅对应着投资比重的上升，也对应着出口比重的上升。因此，长期以来，拉动中国GDP增长的主要力量是投资和出口，而国内消费相对低迷。
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第二，中美贸易冲突
每个国家内部经济结构的平衡程度都会反映在其国际收支上。中国国内产出没有被国内消费和投资完全消耗，所以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可以简单理解为商品和服务进出口的汇总)是顺差，是净出口。
美国可以吸收其他国家的净出口，当然离不开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每年进口大于出口，相当于不断从国外“借”资源，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就业和政治冲击
在中美贸易冲突中，美国政客和媒体最常提及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制造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主要论点如下:20世纪90年代，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保持相对稳定。但中国入世后，中国货冲击美国各地，工厂纷纷迁往海外，制造业就业比重大幅下降。受中国商品影响越严重的地区，制造业就业下降越多。
虽然制造业就业一直在下降，从1970下降到2013，但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约为13%。虽然人少了，但产量并没有减少，这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典型表现。机器取代了人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技术冲击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中美贸易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其实并不重要。相比之下，对美国的技术冲击和挑战更为真实，这也是中美贸易冲突和美国技术遏制可能旷日持久的根本原因。虽然制造业在美国占就业的比重只有个位数，但它仍然是科技创新的基础，美国60%到70%的研发支出和公司专利都来自制造业企业。
对于科技前沿的国家来说，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一般都是从科研和实验室开始，然后到技术应用和专利阶段，再到大规模工业量产阶段。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顺序往往是反过来的:先从制造工艺入手，边做边学，积累技术和经验，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慢慢完善技术，创造一些专利。在产品销量逐渐扩大，技术逐渐向前沿靠拢后，会有更多的资源投入研发，推动更多基础的、应用广泛的科研项目。2010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又过了10年，2019年中国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过美国。按照目前科技论文的增长速度，中国可能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图7-7)。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制造是科技进步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一个科技创新国家不是制造业国家(至少曾经是)。从制造业领域切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也是非常正确的方式，因为制造业不仅具有学习效应，还具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虽然技术的高压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让中国企业受挫，但国内很多相对落后的技术也获得了市场机会，可能会增加市场份额和收入，进而加大R&D力度，进入“市场-R&D-迭代-更大市场”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国内替代。这一切的前提是，中国国内市场确实能够持续增长，国民消费能够持续提升，“国内大周期为主体”的“双周期”模式能够得到真正的支撑。
第三，再平衡和国内周期
于是2020年，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这是发展的战略转变。
这一战略转型的关键是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虽然目前政府仍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所谓“供给”和“需求”并不是两回事，只是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视角。比如，从供给角度看，是调整产能，从需求角度看，是调整投资支出；从供给角度看是产业升级，从需求角度看是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5438年6月+2020年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重视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连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拉动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层次动态平衡”。
改革的关键是改变地方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抑制其投资冲动，减少其生产性支出，增加民生支出。这将产生四个重要影响。第一，增加民生支出，可以改变“重地轻人”的城市化模式，让城市“以人为本”，让居民安居乐业，从而减少储蓄，扩大消费。第二，增加民生支出可以限制地方政府用于投资的生产性支出。地方政府一旦参与，就不容易退出(第三章)。即使地方企业没有竞争力，政府也可能要继续为其输血，挤占资源，降低全国统一市场的效率。
第三，推动国产大循环需要提升技术，克服各种“卡脖子”的关键环节。科技进步的核心要素是“人”。因此，地方政府增加教育、医疗等民生方面的支出，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长期来看有利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第四，增加民生支出，抑制投资冲动，还可能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和“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依赖，限制其利用土地增加杠杆，撬动信贷资源，减少对地价的依赖，有利于稳定房价，防止居民债务负担进一步增加和侵蚀消费(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