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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的范文
文化国家与政治国家概念辨析
摘要:本文简要阐述了汉语语境中民族概念的复杂情况及其原因,认为解决这种混乱的办法是将英语中不同的“民族”概念划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文化民族性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发展的产物,政治民族性是近代以来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人为产物。他们属于不同的类别。
关键词:国家观念;文化民族;政治国家
作者简介:张建军(1975-),男,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民族理论研究。
中国图书馆分类号:D633文献识别码:A篇号:1004-4922(2011)03-0007-06。
在民族理论领域,民族概念一直是研究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一般来说,理论家认为,在汉语语境中,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民族”这个概念,即具有不同语言、文化、地域甚至血缘关系的群体,是长期存在的,但在古代汉语中,这样的群体不叫“民族”,而叫“某某”,如匈奴人、汉人、胡人等。文献中的“民”“族”二字主要指人、人、家、族,是两个字。直到近代,随着国门的打开,西学东渐,西方的一些思想和理论也随着中西交流的发展逐渐传入中国,包括很多通过日本进入中国的理论和概念,包括“民族”的概念。此时“民族”作为一个词的用法,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常规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相结合。最早接受“民族”概念的是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如梁启超、孙中山等,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内外民族矛盾和对立尖锐,这些知识分子和革命家所理解的“民族”概念十分复杂。他们把一个国家的所有人都称为民族,把中国的汉人、满族人称为民族,甚至把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都称为民族。后来这些人在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时,对民族的盘根错节的认识也传播开来,导致了中国语境下民族概念的复杂与混乱的开始。
中国* *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成为其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理论,特别是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直接影响了中国* *产党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策略和方针的制定,其中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中国* *产党认识民族问题和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认为“民族是一个稳定的* * *同构体,具有* * *相同的语言,* * *相同的地域,* * *相同的经济生活和* * *相同的文化心理素质”[1]。然而,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引入并没有解决中国语境下“民族”概念的复杂局面。相反,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国家定义在具体实践中的应用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引发了理论界的长期讨论。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使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一直是不可取的,许多民族的最终确认需要修改。后来学者们提出了新的国家定义,但未能得到理论界的一致认同。
一,对国籍概念理解存在问题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民族”概念理解上的混乱?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引进的民族概念主要来源于近代西方学者的政治著作。19世纪是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思想兴盛的时期。西方学者著作中涉及的“民族”主要是受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影响的现代政治国家概念,而不是我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认可的具有不同语言、文化、地域甚至血缘关系的群体。斯大林认定的民族也是基于近代欧洲的历史经验和背景的民族,自然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所以中国从西方吸收的民族性概念主要是政治民族性概念。应用到中国现实中,有种种困惑和不适应,就好理解了。
第一,中西“民族”的历史实践不同。钱乘旦先生在考察了欧洲民族的历史发展后认为,在欧洲古典时代,民族主要是“区分文明和野蛮”?民族?是什么,当时很模糊”[2]6。进入封建社会后,控制着普世神权的各种大小封建领主和教会统治着整个欧洲。人们的身份要么是某个领地的领袖,要么是某个教区的教民。虽然群体之间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但这种群体差异要么被更高层次的宗教认同所掩盖,要么被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的领地所分隔,因此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一致性而没有群体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英语?、?法语?、?德语?、?波西米亚人?等等也主要是指他出生在哪个土地,但很少用?民族?区分的意义”[2]9。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造就了西欧许多政治民族,也造就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民族”概念。
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使用“民族”一词,但“五方之民”的概念早就有了。人们有没有注意到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差异,比如史记?《匈奴传》对匈奴有这样的描述:“匈奴居北满,随牧而动。牲畜多,马牛羊靠水草迁徙。虽然城市经常以农业为业,但它也有自己的土地。没有文字,只有文字。孩子们可以骑着羊,用弓射鸟和老鼠;如果你年轻,你会射杀狐狸和兔子作为食物。劲能穿弓,都是一骑绝尘。它的粗鄙,宽大,跟随着牲畜,因为猎食禽兽为生,焦虑的人习惯于争斗,攻击来侵犯,这也是他们的天性。利在何处,不知礼也。从国王以下,他吃动物的肉,给它们穿上皮革,身上披着毛皮。强壮的吃脂肪,年老的吃剩下的。你很强壮,但你又老又弱。父亲死了,妻子、继母、兄弟死了,都带着妻子。其人缘口无遮拦,却无姓氏。”[3]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匈奴群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风俗、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描述,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观察和比较不同文化群体的视角。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大一统格局下,人们的广泛交往不仅促进了相互接触,也唤醒了人们基于文化差异的群体意识。
第二,中西“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不同。西方近代以前,由于贵族领主世袭制和“君权神授”的政治制度,国家与民族无关。A国的贵族仅仅因为是前君主的亲戚或者得到教会的同意,仍然可以成为B国的君主,尽管他以前从未到过这个国家,他根本不会说这个国家人民的共同语言。一个国家的领土可以因为贵族之间的一桩婚姻而改变,生活在上面的人也会成为另一个国家的臣民。“在欧洲历史早期,精英们试图使自己和?平民还是?大众?分离,正是在这种有意的分离中,他们的权利和特权被赋予了合法性。政治边界是按照封建领主的领地划分的,而不是按照某个民族或者某个* * *同体划分的。对于封建时代的人来说,地主和农场奴隶属于同一个社会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精英不仅在身体上与农民隔离,而且使用完全不同的语言。因此,在农民眼中,封建主不仅与他们不属于一个阶级,而且因为他们的语言和文明与农民的民间文化无关,而被视为一个完全不同的贵族种族,这是他们统治权利的基础[4]。近代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后,民族主义以人民主权将国家与民族联系起来,民族甚至成为国家的代名词,因此也被称为“民族国家”。政治民族与国家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前,人们对国家的认识主要是以儒家的“世界观”为主。“天下之下是王地,领地是王臣?”按照儒家的说法,君主受命于天,统率各方。无论土地在哪里,都属于天子管辖的土地;无论什么文化群体都是天帝统治下的臣民,都必须按照儒家伦理服从君主的教育。君主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是通过他对儒家伦理的接受来实现的。无论他出生在哪个文化群体,他都必须这样做,才能实现“天下”的应有统治,就像清朝的满族人一样。因此,中国古代王朝一直在不断变化,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政治思想的统一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文化基本保持一致,这与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对于文化与中原不同的群体,历代中央政府的首选是同化。如果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无法与儒家思想文化直接同化,主要是采取“修其俗不易,和其政不易”的政策,对其进行安抚、软化和禁锢。这一切的前提是保证政治团结。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造就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历史文化群体,也使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保持至今。因此,中国古代“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是国家的统一性;二是“民族”多。近代以后,中国接受了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塑造了政治民族,“中华民族”开始整体出现。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统一不可分割的主权中国融为一体。
因此,在中国语境中,当“民族”这个概念被引入时,它被用来定义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血缘关系。文化群体也用来指统一国家内的地区?文化群体也是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全体公民命名,多重任务必然导致多重理解。因此,为了准确理解“民族”这个概念,我们必须区分和区别“民族”所指的多个对象。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赖艺教授指出:“民族概念本身的含义是不同的,因为古典作家常常根据自己的角度和范围来使用它。比如如果以时代作为划分标志?原始人?、?古代人?、?现代民族?分;以进化程度为标志?野蛮人?、?文明民族?分;按经济形态划分有哪些标志?游牧民族?、?猎杀人类?、?农业国家?分;按社会形态划分呢?资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分;诸如此类。”[5]王茜恩教授根据族群形成和发展的不同情况,“将族群分为三种类型:潜在族群、自在族群和自觉族群”[6]。近年来,民族理论家引入了文化人类学中常用的“族群”概念来区分民族概念。这进一步加剧了我们理解“民族”概念的难度。
二、“民族”概念的分类
我觉得要区分这些五花八门的民族概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回到“nation”的英文原意。通过对“nation”英文本义的重新理解,可以澄清概念,加深理解。在英语中,有许多概念可以表达不同的群体,如语言、历史、文化、信仰、习俗、身份、血缘关系、地域等。主要概念有人民、国家、民族、伦理、伦理团体、部落、氏族等。这些词在不同的文献中被翻译成“民族”。仔细区分这些词,可以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民族”概念明显分为两类。人和民族是一个范畴,主要是指涵盖一个国家所有成员的民族。用多伊奇的话说,“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有国家的民族。”[7]5民族、种族、族裔、族群是另一个范畴,主要指在种族、文化、习俗、宗教等方面存在差异的族群,或直接指少数民族。所以,仅仅用一个词“民族”来概括这两个意思是很勉强的,汉语的“民族”必须进一步细化。我觉得把这两种“民族”分别命名为与人和民族相对应的“政治民族”,与民族、伦理、族群等相对应的“文化民族”是个不错的主意。王莲认为“民族要为中国人所用”?民族?“民族群体”这个词在汉语中是用来对应其他词的?民族?、?种族?概念”,同时,他也认为将族群分为政治族群和文化族群是必要的、合理的”[7]8。安东尼?d?斯密直接分别给这两种民族下了定义。他将政治族群(他称之为“族群”)定义为“人类定居的一种命名形式,具有相同的神话和记忆,共同的文化,既定的祖国,经济上统一,所有成员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民族,一个文化民族(他称之为“族群”),定义为“具有* * *先民神话和历史记忆,* * *文化元素,与历史疆域有一定联系,具有一定统一性(至少在精英层面上)”的命名人口单元[8]65。
按照这样的划分,困扰理论界多年的国家概念问题将迎刃而解。毫无疑问,我们在日常生活和感性认知中遇到的“族群”,如汉族、回族、藏族等。,在历史、文化、宗教、习俗或语言上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所以自然是文化族群,可称为民族,即英文中的族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官方翻译。有人称之为“历史民族”,因为它有着强烈的历史印记。在国家视角和政治层面上,我们经常会谈到“民族”,如中华民族、美洲民族、法兰西民族,这些都与主权、领土、国家等等密切相关,常用来直接指代国家。比如联合国叫联合国,有明确的政治属性,可以称为政治民族。有人称之为“现代民族”,是为了突出其诞生时间的现代性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推动作用,以区别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历史民族”。比如斯大林认为:“民族不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范畴,而是某个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9],“世界上有不同的民族,有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的资产阶级打破了封建割据局面,将各民族融合、固化。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民族。”[10]
第三,关于“文化民族”
文化民族的出现是早期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进步的结果。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拓宽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促进了人员的交流,改变了早期人类群体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瓦解了原有的氏族和部落,人类社会从血缘一体走向了地缘一体。一些地域联系紧密的不同血缘群体,逐渐形成了相同的语言、文化、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 *的意识和认同,在他观和他观的对比中形成早期的地域文化* * *的。文化民族形成后,由于自然和社会原因,经历了融合与分离的发展演变。早期的文化民族有的被其他民族同化,有的分散解体,有的在吸收、融合、同化其他文化民族后发展起来,有的文化民族分化成几个不同的文化民族,有的文化民族成员相互结合形成新的文化民族。这种不同的发展演变过程,使得延续至今的文化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因而在各自的文化身份要素和身份边界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很难用一种模式或概念涵盖所有的文化民族。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公认的全国性难产定义。因此,大多数定义都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回旋余地。比如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民族构成“六要素”理论就是一个代表。这一理论指出:“民族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人们的稳定认同。总的来说,各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相同的特征。宗教在一些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1]虽然学术界对不同文化民族的具体时间和发展有争议,但总体上认同上述关于文化民族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认识。
第四,关于“政治民族”
很多学者认为,国籍是一个外来的概念,这里的国籍指的是政治国籍。与文化民族性不同,政治民族性的产生和发展与近代以来的整个人类历史密切相关,其鲜明的现代性和政治性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如果我们追溯“民族”一词的语义变化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件事。美国学者利亚?格林菲尔德总结了意大利学者泽尔纳多对“民族”一词早期历史演变的看法。[12]2-9泽尔纳多指出,英语中的“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natio。这个概念起初是贬义的,特指来自同一地区的外国人群体,也有异教的意思。后来,这个词在最初的意义上被用来指来自不同语言或地区的学生群体,他们去西方大学学习。比如当时巴黎大学有四个民族:光荣的法兰西民族,包括所有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学生;忠诚的皮卡迪人,来自荷兰;可敬的诺曼底人,来自欧洲东北部;忠诚的德意志民族,来自英格兰和德国。此时的“nation”并无贬义,但由于来自同一地区的学生在大学辩论时往往会形成意见统一的社群,“nation”就有了再次表达同一意见群体的意思。后来在教会会议上,用意见相同的团体“民族”来指代“教会* * *和国家”中的派系。这些派别的代表都是教会内部各种态度的代言人,都是一些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物。这样,“民族”就有了新的含义,是指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在这里,Zendo引用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一段话来证明:“在第一和第二个时期,民族,也就是领主和主教经常会面,但当时没有谈到平民。”[12]3莉亚?根据格林菲尔德的说法,在16世纪,议会中代表精英阶层的“民族”的含义被用来指代英格兰的所有居民,它与“人民”一词同义。由于民主的发展,人民最终实现了与精英的统一。这表明“在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词的意义上,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出现了”[12]5。从此,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就有了一群居民和一个国家的意义,意味着“主权民族”的诞生。这样,民族的概念就从最早的外来群体和异教徒,通过同体和精英,发展到主权民族,再传播到全世界,最后成为政治民族的概念。
虽然对于政治民族的产生一直有两种观点,即所谓的“原初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13]+03],还是像安东尼?d?和斯密一样,他把这两个对立的派别分别称为“坚持派”和“现代派”。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原生论”或“执着论”的观点,强调的是现存的政治民族与生俱来的身份标志和标榜的特征,如语言、文化、传统、宗教、血缘关系等。,这些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本身对于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都是不成立的。”“现代建构主义”和“现代主义者”认为,政治民族性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它的出现应归功于民族主义的建构。一个政治国家的特征,如政治观点、共同文化、经济统一及其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反映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运动。因此,与历史上的民族相比,政治民族无疑属于另一类[8]34。
欧内斯特?盖尔认为,在西方前现代社会,从统治阶级到普通民众,特别强调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不是* * *同性,这种文化差异赋予了政治统治合法性。直到现代社会工业化生产带来的职业流动、不稳定、瞬息万变的分工提出了文化同质化的要求,原本存在于不同人群中的“庸俗文化”才慢慢被一种“高级文化”所取代。这种“高级文化”包含了共同语言、普遍素养、准确表达、技术等非个性化的内容。盖尔认为文化同质群体的形成是通过民族主义运动完成的,他指出“民族主义时代不仅仅是这个或那个民族的觉醒和政治自我表达的总和。但是,当整体社会条件有利于统一的、相似的和集中维护的高级文化,并且当这种条件扩散到社会的全体人口,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时,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以教育为后盾的定义明确的统一的文化单位,几乎构成了人们自愿的、往往是热情认同的唯一组织单位。这时,文化单位似乎成了政治合法性的天然来源”[14]73。简而言之,盖尔认为,“民族主义创造了国家,而不是相反”[14]7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盖尔持同样的观点。本尼迪克特呢。安德森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政治民族性的现代性。他提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 * *同构,它被想象成一种本质上有限的同样享有主权的* * *同构”[1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重点考察了殖民国家政治民族性的形成,论证了政治民族性作为一种“想象的* * *同构”是如何在印刷资本主义、殖民朝圣、现代文学和报纸出版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很大区别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的利益如同阶级身份的差异一样是明确的、绝对的、不可改变的,但资本主义社会打破了阶级身份的绝对差异,同时在表面上形成了一种虚假的公共利益。这种虚假的公共利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不同阶层的利益。而这种虚假公共利益的承担者是一个“虚幻”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采取脱离实际利益的独立的形式(无论是单一的还是* * *),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 * *。但是,这一直是在每一个家庭或部落群体中现存的血肉联系、语言联系、大规模分工联系和其他利益的基础上发生的,特别是在我们将在后面证明的各个阶级的利益的基础上发生的。”[16].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政治民族的“虚幻的身份”中都包含着利益不同的阶级,每个阶级对不同利益的追求导致了矛盾和对立。统治阶级通过政治民族的虚幻身份创造出一种“虚幻的”普遍利益,从而将人们连接成一体,这里所谓的普遍利益实际上只是统治阶级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中国语境中,国籍概念的复杂和混乱是由中国的历史和国情造成的,具体表现为混淆了属于不同范畴的“国籍”概念。其次,用英语中“民族”的含义来划分各种概念,分别用“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来表达,是一种粗略但有效的方法,可以理清汉语中不同民族的概念。第三,文化民族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政治民族是近代以来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下的人为产物。他们属于不同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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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黑龙江民族系列(哈尔滨)2011,3期。
作者:张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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