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对新文学理论的三大贡献

周作人曾是五四时期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光辉的名字。即使是后来的逐渐褪色,也没有淹没他在现代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通过他与鲁迅在“随笔、杂文”上的大胆尝试和艰苦实践,这种古老的文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美国文学的倡导和创作为新文学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他的文笔简洁流畅,带着一点幽默和轻松,读完给人一种亲切自然的感觉。

许多学者以科学的态度评价周作人,谈论他的人生态度、文学造诣和历史成就。谁也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诸多贡献,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卓越成就。他的散文近千篇,在中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并不多见。这就让人一提到他的名字,就联想到“杂文”,深入读者心中。

一个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可分为抒情性和叙事性为主的“人事评论”和“美文”两大类。相应地,就有了“浮躁尖锐”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每种风格都有自己的特色,可见他深厚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和尖锐

所谓浮躁尖锐的作风,在周作人的《人事评论》中显而易见。这种注重讨论和批判的杂糅,触及现实,批判时政,战斗的锋芒隐藏在“湛然的善良”的平淡叙事中。这就是他和别人的区别。在当时的文艺界,很多人用激昂愤怒的文字写出慷慨激昂的文字,用犀利的文字指责一切不合理的事情。但周作人并没有因为想表达的东西不同而改变一贯的文风。还是那么温柔,但我在字里行间判断时政,感触颇深。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表现的:

第一,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得酣畅淋漓,很和谐。在1000字的随笔《祖先崇拜》中,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理直气壮地批判“在自然法中,这显然是一种颠倒是非的封建伦理观念”。但他的批判和反抗与其他人不同,他在挑战和判断的态度中看到了中庸和平和。周作人还毫不客气地嘲讽封建礼教提倡的虚伪的所谓“规训教育”。比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署就以“纪律”为由,明令禁止10岁以下的女孩进入澡堂。周作人在《纪律之柔》一文中写道:

有了这段话,周作人把道家的这种荒谬和虚伪,看得特别可笑和可恨。而且中国人长期受这种虚伪伦理的束缚,产生了更加虚伪变态的心理,伦理的弊端和不人道可见一斑。

第二,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借用了日本现代散文家川端康成的“幽默讽刺”的文笔,让被讽刺者很不舒服,但又挑不出刺来。这是一篇非常含蓄的文章。所以他自己把这种讽刺辛辣的感觉比作芥末而不是胡椒粉,说明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匕首”“掷枪”,而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正义感。一般情况下,周作人文质彬彬,口若悬河,充满了一种简单、轻盈、潇洒、飘逸的风格。但对于一味妥协退让的国民党政府的言行,周作人表现出了其人格中不可忽视的一面:犀利泼辣。尤其是对于礼教和女性问题,周作人总是一改冷漠的态度,变得特别敏感和激烈。

第三,周作人的评论涉及广泛的社会现象。触及了社会的每一个黑暗角落,触及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比如,周作人为了把女性从礼教的束缚和男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不懈努力。他指出,几千年封建道德养成的女性观念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影响很大。宋元以后,对女性的束缚更重了。他在《老妇人的看法》一文中,列举了封建社会对妇女的种种不实诽谤,并作了精辟的评论。对一些率先觉醒、大胆追求自由解放、开展女权运动的知识女性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和赞赏。当时周作人的艺术触角对现实相当敏感。正是因为他敏感地接受了生活的刺激,平凡的意义才得以发酵,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经验才能升华为艺术创作。他的杂文,态度鲜明,说理透彻,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每周评论》和《新青年》发表后影响很大,被视为体现五四文学批评精神的典范之作。

第四,在鞭挞愚昧落后的国民性时,他因自己的“绅士风度”而对中国人怀有深深的偏见。所以缺乏像鲁迅那样改造国民性的热情。尤其是后期,他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悲观情绪,所以即使周作人专注于此,也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好文章。

这些议论文在平实的叙述中有一种战斗的力量。他们虽然不能一寸铁的杀人,但在凶狠中却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意识和饱满的斗志。

(2)和平与稀释

周作人早期的散文确实有着明快有力的节奏,但都呈现出更多的以淡化为特征的抒情性、叙事性散文小品。人们一提到周作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展现他从容拥抱的“平和”的写作特色。他的文笔没有鲁迅那样犀利,而是呈现给读者一种不一样的风格。从纯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些杂文确实达到了极致,甚至达到了中国现代休闲写作的极致。其中,无论是从他本人的态度,还是从材料,还是多种写作手法,都显示出他独特的风格,引领了当时文艺界一股清新的写作特色。

1,自己态度中的平和与淡化

周作人以真诚随性的态度形成了一种朴素自然的风格。早期的杂文,从选材、立意、行文等方面,都体现出从一个人的真情实感出发,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的特点,只用质朴无华的语言,营造出一种宁静悠远的心境。

而平等平和的态度也让他提到的对象“兼收并蓄”,兼容并蓄。这就形成了他散文内容“广”“杂”的特点,既把自然界的生物,也把人类当朋友。比如在《苍蝇》一文中,周作人曾高度评价日本俳句诗人小林的诗,因为他能“把一切生物当作兄弟和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并特意引用了几首关于苍蝇的诗作为例子。可见他对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是“有情”的,把它们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上来表达。对待读者,周作人也能保持自己与读者在人格和心理上的平等,形成其散文委婉、平和、温柔的特点。

在平等与和平的基础上,周作人开拓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视野。他把自己的散文写成了一幅可以品味和思考的“速写”。文章没有指出主旨,而是变成了品味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周作人在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时,常常称之为“不着边际”,即尽可能地让笔随人愿,自然地流向它所喜欢的地方。他解释说:“这好像是一股流水。每当河口有弯,就必须打漩。如有山石水草,须拂抚之,方可前行。”这既是写作的本性,也是挥洒、迂回、缓慢的写法,表现出一种“笔墨趣味”。从这句话中,我们也能深刻理解他文章的精髓。

但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后期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消极态度。因此,有人把他后期散文中的闲适之美归结为一种否定,认为他用一种闲适之美扼杀了中国最危急最黑暗时代陶铸青年的斗志。这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颇为流行的评论,将他对“平和冲淡”的艺术追求与他对现实的政治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时至今日,随着时间的变迁和历史的进步,读者的看法自然会有所不同。这种具有表现精神和趣味的随笔,出于抒情表达的需要,以最平实的言语蕴含着深刻的含义。在生活的艺术下表现出无忧无虑的心情,体现了周作人独特的风度和从容的拥抱。

2.来自物质的平静和冲淡。

他的散文取材随意,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比如苍蝇虱子,喝茶,谈狐谈鬼,评古书,玩古董等等。而且写法随性,随心所欲,不矫揉造作,不夸张感情和笔墨,寓意深远,需要读者细细品味。《吃茶》、《谈酒》、《吴鹏船》、《家乡野菜》等名篇,都是平常事。虽然平凡的生活没有什么思想意义,但却有另一种趣味和哲理在里面。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他所看重的是通过对平凡事物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这是周作人的生活艺术在杂文中的表现。这种闲适冲淡的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和灵魂。一切都集中在周作人的艺术意趣上,一切都因为艺术的提炼而冲淡平和,连“愁过天”也只是淡淡的忧,连写初恋也只是淡淡的相思。这就是周作人独立于生活的“生活的艺术”,一种风格鲜明、自我表现的艺术。在这类散文中,也显示了作者丰富的学识。试想一下,没有一定的文化背景,没有广泛的生活接触,怎么能写出这么有趣的作品。后期散文虽有“丢书袋”之嫌,但足见作者学识之渊博。

熟悉周作人散文的人都会发现,他的散文中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主题,那就是“风”和“雨”的意象,感受“雨天”的阴郁和风雨的苦涩。这些“水”的哲理,让周作人思考了一辈子,担忧了一辈子。他的很多杂文都是这种思考和忧虑的结晶,水的外在声、色、内在性格和气质也深刻地影响了周作人。他的散文思想的清晰,色彩和气味的清淡,情感的温柔,都与“水”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的散文已经与《雨天》中的“水”融为一体,这篇带有“水分”的文章显示了作者的超然和冲淡。朱光潜评价说:“在当时的散文作家中,除了周作人,很难找到第二个人能写出这么轻的散文。”而这种冷峻和谐的魅力,归结为三个特点:清、冷、简。其中,“冷”是他最显著的特点。文章的冷峻是作者冷峻心境和人生态度的写照,这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密不可分。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种对各种“热情”的否定,否定当时的热血和热情,预示着他以后的隐逸之路。

3.与平和冲淡相得益彰的特色笔。

首先是简苏的特点。这篇艺术散文被周作人概括为“真实而简练”。“真”就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简洁”是写作的要求。既然叫小品,章节肯定大多短小精悍。在《唐智说》的“小品”中,包括标点符号在内,全文不到140字。文字不加修饰,但确实有他一直推崇的含蓄而可读的“朴实味道”。简单和平淡很和谐。周作人自己也曾说过,他欣赏日本人“生活中自然的爱好,崇尚简朴”。这八个字也是他自己的文艺理想,这里有很多东西,不花里胡哨,不化妆,色彩自然,也不夸张,不装腔作势,不哗众取宠。再比如不是讲深奥的理论,而是讲平凡的道理,而是要有宽广的氛围。再比如不要细纹,不要细针密线,要大剪大剪,马虎草率。这些都是周作人所提倡的自然质朴之美。他总结道:“写文章没有别的窍门,只有一个字简单。”

关于初恋的回忆通常是强烈的,但周作人回忆的初恋应该说:“我的情感只是一种淡淡的仰慕。”这种淡化感情的努力,根植于他的整个人生审美标准。这种审美标准,表现在文艺上,就是热爱自然,崇尚质朴。

其次,它充满了湿润的特点。在极短的文字中成就极轻之美的风格,使他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但是,这种平淡并不意味着枯萎。反之,就要湿润,用湿润的笔写出不湿润的东西。首先,在内容上,他把心灵的慷慨和宽容融入到了作品中,把自己对生活的广泛兴趣和广博知识融入到了作品中。在《雨天的鸟》这本书里,即使是干瘪的鸟的歌声也很有感情。比如:

“老乌鸦,农村叫老乌鸦,在北京每天都能听到。但是一点优雅都没有,一年四季都很吵。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季节的。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动听的歌,但琐碎干燥中还是有几分春天的气息。唉,唉,听着不好听的老乌鸦就够了。让我们欢迎这些鸟儿在春天歌唱,听听它们的笑声。”

这是作者迎春盼春的心,让他滋润。再比如《唐智说》,区区150个字,几乎是一个转折点。写的是低趣味,短小不单调。周作人文章的轻盈与丰富,还体现在沈峰的婉约与飘逸上。他善于运用长句,若断若续,松散的结构最能表现委婉曲折的语气,荡漾的意境,婉约飘逸的神韵。轻与满的对立统一是一种独特的风格特征,轻而不稀,满而不肥。

再次是幽默的特点。周作人早期散文往往能做到战斗性与幽默性的统一,有助于使其平淡润泽,幽默风趣。他写到一个抽鸦片的人,“穷得要命,只剩下一顶前面烧了一个大洞的瓜帽。他喝醉了就低头在灯上烧,可见他的陶然状态。”这种幽默让人笑到想哭。有时他会说些讽刺的话,所以他有很强的幽默感。在幽默的字里行间,读者感受到作者的智慧和技巧,体会到周作人作品中时隐时现、时浓时淡的苦涩。这正是周作人自我心境的揭示。

最后,辣的特点。周作人的散文虽力求平和委婉,但仍有不少文章速决、尖锐挑衅、紧张。如极端幽默的明显讽刺,它甚至超出了幽默的范畴,而是在尖酸刻薄地说话。这种麻辣的成分不同于素润的成分,是融合在一起的,但不改变素润的风味。秘诀在于适度。也就是说,往往通篇平淡,有时有几句话,一小段话,和对面的味道不一样,但马上就能恢复过来。这就是中庸。他在努力追求这种绅士风度。虽然他经常会超越“简单回顾”,在回顾的时候会说几句话甚至骂几声,但是他总是很注意快速坐好。这种绅士风度并不沉闷、单调、多变、活泼。

(一)受日本俳句的影响

周作人朴实、率真、闲适的优美文笔,与日本和声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些日本文化艺术对周作人的启示是,用东方品质充实他的审美理想。他将日本文化视为东方文化的一部分,同属一种文化,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比较、借鉴、封存和启发,有力地促进了他融化西方影响,逐步完成东方传统艺术的审美理想,隐逸思想与洒脱意趣相结合的俳句的诗性境界和禅味,在周作人的田园诗般的《美文》中时而表现。周作人曾谈及日本俳句的三种境界:“一是清高飘逸,二是荒诞讽刺,三是其中隐含的神秘意趣。”而他本人显然更致力于“雅”“和”的第三种境界。他在《给人的信》中描写香山古寺“悠悠闲闲”的情景,本意是想表现寺庙的清静和僧人的闲散,但“寺庙不求清静,僧人不求闲散”的描写使闲散的意境达到了极致,表现出一种愤怒。或许可以说,此时声音胜于寂静。不禁让人想起贾岛的那句“和尚敲月亮门”。可以说,周作人的艺术审美趣味大多是闲适、苦涩、神秘、忧郁,是从日本文化艺术中转来的。

(二)佛教文化的起源

“苦”被列为佛教“四谛”之首,称为“苦谛”,是佛教的精髓。

在周作人的文章里,有这样一种苦涩的味道。他以苦闷的心态描写生活,写出了贫穷而平淡的生活之美。这与佛教“苦谛”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虽然没有直接说佛教文化负面体验带来的苦涩感受,但直观印象很明显,就是喜欢用苦涩来命名自己的藏品和房间。在他自称为"苦雨斋"的住处,他创作了《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味与甜味》和《苦雨》等文章。每一个苦字的出现,都是用苦食材的汁液浸泡出来的。既是一种内心的感受,也是一种阴郁的价值判断,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冷峻苦涩的风格。

周作人忧患意识的滋生,在他的一生中积累了许多阴郁的情绪,还有佛教文化的断断续续的渗透。佛教从问题中创立了“苦”的理论;原意是把生命从苦海的汪洋中解脱出来。因为是植根于生活的问题,所以很容易成为人们观察和思考生活和现实的态度、观点和方法。周作人是从“人”的角度来体验和认识现实的。有了“苦茶”,他心里就有了苦味。他对现实的黑暗感到苦涩,他也经历了与朋友离别的痛苦。纵观他的人生轨迹,苦涩的感情总是沉重地压在他身上,以至于这种佛教文化影响下的负面体验,最终成为不可磨灭的阴影,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

作为思想家作家,他的艺术作品往往蕴含着文化、社会史、美学等多种价值。形成周作人散文艺术特色的决定性因素是他的审美观。作为京派的重要代表,他追求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即崇尚和谐与中庸。他的所有散文创作都体现了鲜明而矛盾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他向往冲淡闲适,热爱自然,崇尚简单,不喜欢强烈的感情,夸大其词,尤其讨厌故作姿态,喜欢简单宽广,不喜欢艰涩狭隘。这些味道里有很多东西,雅、涩、重、清、幽默、委婉、顺滑。然而,是他的中庸思想控制了这一切,也正是这种思想统一了他两种看似矛盾的性格。而且他一再声明,他的中庸不是中国儒家的中庸。他心目中最高的美是古希腊的平衡与中庸之美,他认为这是一种调和智慧与美的艺术。他用“中庸”这个中国的哲学范畴来表达。在散文艺术中,我一生都在追求这种中庸之美。而当他真正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他追求的并不是这种中庸之美。他胸中有强烈的愤慨,但从不以激进的方式表达。当真正需要拿起武器,针锋相对地指向敌人时,他似乎退缩了,回到了农村生活。他自己认为“文学不是记录,而是梦想”。正是有了这种佛儒互渗的人生哲学,周作人实现了他的隐逸梦想。同时,他所描写的田园风光所体现的形式感和美感,更接近于没有名气、回避现实的新作家。以上列举的周作人散文中的各种艺术特色和艺术经营,都可以统一在这种极其复杂而深刻的对中庸之美的追求中。他所有的成功都是实现中庸之美的成功,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直有很大的影响。

结论

作为五四时期有影响的散文作家,周作人以其独特的风格感染了众多读者。本文针对他散文的两个特点:“浮躁尖锐”和“平和冲淡”。他早期的散文主要反映了第一个特征。美国写作的创作之后,他的写作特点逐渐集中在平和与冲淡上,并在此基础上交织了朴素、流畅、幽默、辛辣等诸多特点,形成了清新的写作特色。

初步研究他的散文风格,总会奇怪为什么他的散文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两者之间是什么辩证关系。在探究了他的文化心态、儒家文化的影响、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因素后,得知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他的文学思想中有“君子”和“无赖”两种思想,形成了平和与浮躁两种不同的风格。但在其他评论中,很少介绍他的作品与外国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系,外国文学对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的影响也只是概括,没有详细的专著。

因此,本文对这一点进行了论述,并分析了形成其风格的各种影响。可见,周作人之所以形成这种风格,与日本俳句的影响、佛教文化的渗透以及他自身的文化心态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