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写作目的是什么?
一个学者的认知风格不仅取决于他/她自身的知识积累和认知习惯,还取决于他/她的社会关系模式:他/她接触了哪些人,他/她与哪些人进行了学术上的交流和碰撞,他/她引发了哪些思考。换句话说,《乡土中国》是基于费孝通长期田野研究和理论探索的积累,也是基于他在当时时空结构中形成的个人社会关系模式。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蹉跎岁月
在10年的时间里,从1930年代末英国回归中国,到云南的昆明和魁魁格,美国的芝加哥和波士顿,再到英国和清华,费孝通跨越了中国的南北半球,经过田野调查、国际交流和历史讨论,他的公共空间和社会空间在不断变化和扩大,形成了一个时空交织。
从具体的社区研究到把握整个中国社会,费孝通与王同辉女士共同确立了在大瑶山瑶族田野调查中了解中国社会的目标。《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是他从西南联大回到清华校园时给研究生们做的讲座的合集。为了教这门课,他先用美国教材做参考书。后来他觉得美国的教科书表达不了他的意愿,就尝试用他过去在瑶山、江村、云南村的调查材料。抗战后期,他曾涉猎经济问题,在报刊上发表经济评论。1947他决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谈农村社会问题。他写道,他应该“另起炉灶,甚至暂时抛开经济问题,专注于社会结构本身”。
在《乡土中国》的后记中,他说这是他工作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瑶山开始的田野调查。第二阶段始于1946左右的生育制度的撰写和研究。生育制度是这个阶段的第一个成果,乡土中国是第二个。在这两个阶段的中间,也就是1943,他访问了芝加哥大学,把鲁村农田、益村手工业、余村农工商改成了英文,翻译成EarthboundChina,把昆昌劳动者改成了ChinaEnterstheMachineAge。他还参观了哈佛大学和其他机构。
40年代中期以后,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开始从田野工作转向理论建设,从注重学术研究转向学术研究和时事评论写作并重。工作、政治等诸多原因迫使他停止田野调查,转向理论建设,开展更多的教学工作。因为同时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任教,加上日军轰炸昆明,被迫下乡,所以在1940到1945年初的五年里(有一年在美国交流),他比较注重教学和写作。1993在《个人、群体与社会》一文中,他说:“奎哥后期,由于我兼任云南大学和联大教员,加上当时政治局势紧张,不方便我直接参与田野调查,所以我有更多的时间讲课和写作。还可以提一下,当时飞涨的通货膨胀使得个人实际收入不断下降,我在1940成为了一个孩子的父亲。我们住在呈贡农村的出租屋里,楼底下有个猪圈。生活很艰难。所以,我不得不在固定工资之外再找一份收入。我作为学者能找到的生活费只能靠我写作换取稿费。那时我成了著名的多产作家。我的文章经常发表在大后方的各大报刊上。我几乎每天都写,现在卖现金。稿费会占我收入的一半。”费孝通从十几岁就开始写作,40年代的环境进一步养成了他的写作习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