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国文学中《失乐园》中的撒旦形象

《失乐园》中的撒旦有着高贵的气质,他代表着一种革命精神,足以震撼君主制赋予的制度。革命可能不成功,但鼓舞人心。其次,读者还可以从撒旦的形象中看到一种古典的悲剧精神,撒旦成了上帝旨在唤醒人类走向与上帝复合而不自知的新的信仰之路的工具。

撒旦最大的弱点是他的傲慢。他是犯罪的始作俑者。他是第一个对上帝和天父的祝福不领情的人。他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因为他在一次重要的职位晋升中被忽视了。但在所有天使都平等、被爱、幸福的天堂里,他这么自私地思考的能力是惊人的。

他自信能推翻上帝,表现出极大的虚荣和傲慢。撒旦致力于罪恶。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他讲的每个故事都是谎言。撒旦死不悔改的邪恶本性是不可动摇的。甚至当他被打败,被从天堂扔出来的时候,他也没有考虑过改变。

通过让别西卜展示他自己的行动计划,他尽力欺骗他在地狱的同伙。他对他的恶魔同伴坚持说,他们的幸福在于作恶而不是行善。特别是,正如他向别西卜解释的那样,他希望使上帝的意志误入歧途,并找到一种使善产生恶的方法。

总的来说,撒旦的形象是复杂而矛盾的。他不是单一的英雄或恶魔。读者要用辩证的思维看待撒旦这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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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失乐园》中撒旦形象的阐释形成了一个错误的阐释学谱系。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1631-1700)最早认为撒旦是诗剧中的主要人物,是真正的英雄。另一方面,威廉·布莱克提出了著名的结论,即弥尔顿在公元1790年代,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魔鬼的帮凶。

到了19世纪,主流倾向基本上把弥尔顿的史诗当成了鼓吹反对暴政的最坚定的范例。雪莱(1792-1822)对撒旦推崇备至,认为其道德形象远高于神,甚至将撒旦比作反抗宙斯暴政的普罗米修斯。卡兹里(1778-1830)也很欣赏撒旦的叛逆意志和人格魅力。

属于这个线程的名人还有华兹华斯(1770-1850)、拜伦(1788-1824)、济慈(1795-1821)。像伍德豪斯这样的保守基督徒也错误地认为他是史诗英雄,打破偶像,反抗权力。

特别是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解释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直接将撒旦的形象对应到清教革命者,歌颂他对权威的反抗。

这种政治化的误读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有不少人把撒旦当成弥尔顿的自画像,想当然地认为弥尔顿为弑君辩护体现在撒旦对上帝的所作所为,而撒旦失败后的忧虑也揭示了“英国人民和诗人的沮丧和消沉”。

然而,事实上,如果《失乐园》中有弥尔顿自我形象的投射,那也不可能是撒旦,而是不与撒旦同流合污的阿比德,以及黑暗时代的光明之子诺亚(见我的文章《弥尔顿的力量》)。比如阿比德,他训斥完恶魔后,高昂着头回到了上帝面前。

上帝是这样称赞你的:“为了捍卫真理的事业,你与一群独力抗命的盗贼作战,言语的力量比他们的武器更强大;为了证明真相,你承受了无尽的屈辱和充实,这远比暴力更让人无法忍受。”(220页)

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弥尔顿被政敌诽谤的一生,就能深刻理解他在这里的自我刻画。既然弥尔顿以阿比德“虽万人往”的精神为例,显然是羞于与撒旦为伍的。

幸运的是,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基于文本,激进,纠正撒旦的认识偏差。“最伟大的牛津人”C.S .路易(1898-1963)证实了撒旦这个堕落的大天使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负面形象;Blaesing发现撒旦口若悬河,却缺乏真正的战斗力。而斯蒂德曼则认为撒旦自身的残暴完全不符合史诗英雄的道德标准。

在中国,齐红卫、沈弘等学者也对撒旦的各种主观美化进行了批判。这些理论家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对撒旦的赞美缺乏足够的文本依据(比如第四卷中撒旦可怕的独白和狰狞的面孔是弥尔顿最先写的),也与弥尔顿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信仰严重相左。

不管你怎么解读撒旦,别忘了《失乐园》首先是一部文学史诗。弥尔顿的创作固然带有自己特殊经历的印记,但那些政治的、社会的、时代的、作者个性的因素,单纯从政治寓言或神学命题的角度来看,毕竟是背景。

给撒旦贴上史诗英雄或邪恶化身、清教徒革命者或专制暴君的标签,是教条的,也是不恰当的。文学和诗歌的根本属性是表现人性和生命本身的丰富性。至于撒旦,正是因为弥尔顿抓住了他气质的复杂性,才成为《失乐园》中非常成功的人物。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正确地秉持分析的主旨和重点,不能因为这种复杂性而模糊了正义、善良、善良的标准,以免陷入像撒旦一样,以恶为善、以丑为美、以卑鄙为崇高、以残忍为英雄的混乱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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