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道毕业论文
全名: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普京(俄语владимивладмииов)
昵称:瓦洛佳
职务:俄罗斯总理、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部长会议主席。
高度:1.70米
毕业大学:列宁格勒大学
专业:法律
学历:经济学博士。
毕业论文:论国际法中的最惠国原则
论文评价:优秀
毕业点评:为人诚实,纪律性强,责任心强。
家庭:妻子柳德米拉,女儿玛莎和卡佳。
爱好:柔道、桑博摔跤、高山滑雪、游泳、马术、漂流。
专长:精通德语,熟练驾驶各种车辆和直升机,擅长使用各种枪械。
最受尊敬的人:彼得大帝。
最喜欢的作家: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
回顾那一年
◆难忘的庭院
我的家在列宁格勒市中心巴斯科夫胡同的一个建筑群内。我们的大院毗邻另一个大院。我在这个建筑群中度过了我的童年。
我家住在大院的一栋五层小楼里,房子是父亲的车辆厂给我们的。这栋楼很简单,没有热水,没有卫生间,小厨房,公用。楼梯的一边有生锈的铁栏杆。走廊里经常有很多老鼠。我和我的孩子经常用棍子驱赶老鼠。发生在这个楼梯上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鼠人大战”至今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我看到一只巨大的老鼠,就去追,把它赶到了墙角。绝望而沮丧的老鼠突然转身,用尽全力向我扑来。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吓坏了。接下来,是老鼠紧紧地追着我。只见它飞快地跨过台阶,一瞬间跳进了我所在楼层的走廊。毕竟我比这只老鼠跑得快。我尽可能快地推开我的门,然后又砰的一声关上了。就这样,我只是把老鼠挡在了我家外面。
上小学之前,我只能在我们大院里玩。我在外面玩,我妈不放心。她经常探出我的窗户问:“沃洛佳(普京总统的昵称和绰号),你在院子里吗?”要是我在这个院子里就好了。我父母看得很紧,没有他们的允许我不能走出这个院子。
但是,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太有诱惑力了。有时我会忽略这些事情,偷偷溜出大院。
五六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悄悄走到家附近的一条街上。这一天是五一节。我好奇地环顾四周。街上挤满了人,充满了欢乐和兴奋。我盯着眼前欢乐的一幕,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有点害怕。
再大一点,我的胆子就会越来越大。有一年冬天,我背着父母坐电动火车去郊区。到了那里后,我们迷路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天气很冷。幸运的是,我们带了火柴,所以我们点燃了篝火。我们没吃没喝。我们都又冷又饿。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坐了电动火车。当我回到家,我得到了几条皮带。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出门了。
◆不安分的学生
童年普京我是1952 10年6月出生的,所以开学的时候快8岁了。家里的相册里还保存着我刚上学时的一张照片:我穿着老式的灰色校服,看起来像军装,站着一盆鲜花。现在不记得为什么拿了一盆花而不是一束花了。
我不想去上学。我比较喜欢整天和小朋友在我们大院里玩,但是要走进校门。从一年级到八年级,我在193上学。这个学校在我们家住的巷子里,离我学校只有7分钟的路程。起初,我第一节课差点迟到,所以冬天我没有时间穿好衣服。原因是:穿衣服,气喘吁吁地跑到学校,然后脱衣服——所有这些都要花很多时间。后来为了节省时间,我想到了一个“妙招”:干脆不穿外套跑去学校,这样我就可以准时坐在办公桌前了。
我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不用说,我不遵守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学校是一个有组织的集体,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和严格的纪律。但是,一个深山老林中长大的人,刚来这种有组织有纪律的环境,肯定会按照原来的规矩生活。学校就像在他身边拉起的护栏,被束缚在护栏里很难受。于是,我开始想“动”动这面“墙”。
这种“对自由的热爱”和躁动,自然会导致老师的介入。调皮的学生不喜欢老师这么做,所以经常要做一些事情来表示反抗。这样,“爱自由”和躁动不安必然会导致调皮学生之间的冲突,于是打架就此起彼伏。
◆第一次被打,我就明白了真相。
这是建筑群中孩子们群殴的开始。我什么时候被打得这么惨,不得不还手?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在上面提到的我们相邻的大院里,就是不在我的地盘上。
第一次被打就觉得很委屈。打我的那个男孩看起来像个瘦猴。然而,我很快明白,他比我年长,比我强壮。这件事对我来说,不亚于街上的“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在第一节课就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让我得到了重要的、很好的一课。我从这一课中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首先,我错了。当时孩子刚跟我说了句什么,我就粗暴的把他推了回去,能把人噎死。其实我这样欺负别人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被当场处罚。
其次,如果当时站在我面前的人是个大男人,也许我就不会对他这么无礼了。因为那孩子第一眼看上去骨瘦如柴,我以为可以和他一起撒野。但是当我痛苦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不能这么做。我明白我不能这样对任何人,我应该尊重每一个人。这是一堂非常好的、真正“示范性”的课!
第三,我明白,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我对不对,我都应该是强者,以便反击。但是那个孩子根本没有给我任何还手的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
第四,我应该随时做好准备。一旦我被欺负,我应该立即反击。瞬间!
总的来说,我在打架的时候没有做过什么鲁莽和过分的事情。但是,我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成为胜利者,任何战斗都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另外,我清楚地意识到,除非万不得已,我不能轻易卷入任何冲突。但是一旦事情发生了,我们应该考虑无路可退,所以我们必须战斗到底。原则上,这个公认的原则是后来克格勃教给我的,但早在童年时,我就烂熟于心,并在多次打斗中掌握得很好。
从那以后,克格勃教给我另一条规则:如果你不准备使用武力,你就不应该拿起武器。你不应该随意恐吓别人。只有当你决定开枪的时候,你才必须拿出你的手枪。假设你和某人发生了冲突,但在你最终决定“我现在要开枪了”之前不要拿起武器小时候,我有时候不得不用拳头来撇清我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我就是这么做的。一旦你下定决心打这场仗,你就必须坚持到底。换句话说,不战而胜!
小时候打架是常事。为什么?反正无非就是小孩子的芝麻,小事。但我敢说我们不是流氓。我们只是画中一群调皮的孩子。我们都没有从画中的孩子变成罪犯。当然,我们身边的一些有前科的成年人,确实没事干,整天游荡,但他们和我们这些孩子没有关系,就像我们和他们一样。
对了,我们从来不随身携带任何刀具或铁手套,上面提到的那些有前科的罪犯什么都有。我们这些孩子顶多就是打架的时候互相推推搡搡动动拳头。我们从来没有使用卑鄙和残忍的手段。
◆享受家庭的温暖。
尽管我家境贫寒,但家人总是给我尽可能多的温暖。我是在爷爷奶奶和父母的关怀和悉心栽培下长大的。
我的祖父是一个熟练的厨师,有着不寻常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被邀请到莫斯科郊区的高克工作。给当时住在那里的列宁和他的家人做饭。列宁去世后,爷爷被调到斯大林的一栋别墅,在那里工作了很长时间。退休后,他在莫斯科市委伊利亚·斯科耶招待所当了多年厨师。我当时12岁,也就是1965年我爷爷去世之前,我在这个静修所待过很多次,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
父亲不苟言笑,表面上似乎有点冷淡。但是我知道他爱我,关心我。至于我妈,她对我更深情,处处围着我转。我知道我是她的“唯一”(普京的母亲之前生了两个孩子,可惜都夭折了。41岁,母亲生下普京。所以普京被称为“晚育”,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这辈子,我妈除了我没有别的追求。每一件小事,总是体现着她对我的爱。
应该说我比很多同龄人幸运,因为我能亲身感受到父母的关心和照顾。这对我很重要,因为它能让我健康成长。
那时候我看到家庭破裂,解体,很多都是因为男主无节制的喝酒造成的。我亲眼目睹了这场悲剧,先是在我们有很多居民的小区,然后是在学校。
那时,虽然生活艰难,但我从未觉得不合时宜事实上,不只是我们家贫穷和尴尬,几乎每个家庭都是如此。在列宁格勒,大多数家庭住在公共房屋里。有的生活条件好一些,有的生活条件差一些,但各家的生活水平大致相当。有一年,我参加了中国科米自治区的一个建筑队的义务劳动。只是在我回来之后,我才买了我的第一件新外套。我以前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我的家是我的堡垒。可以说这是我最大的优势。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明显,在父母眼里,我是最珍贵的人。所以,即使我口头上不说什么,只要看看周围,我完全有理由认为我的家庭环境是最好的。对我来说,这很重要,非常重要!
早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后上了大学,我可能不会拼命炫耀自己的父母都是工人,母亲甚至还当过打杂的(普京的父亲参加过卫国战争,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腿终身残疾。战后复员到列宁格勒车辆厂,历任工头、车间党支部书记。我妈没受过什么教育,做过清洁工,晚上给一家面包店取货。在为一家实验室洗试管后,他还在一家寄售店做门卫)。我想,如果我能在大学第一年就说爸爸是教授,妈妈是副教授,我肯定会更幸福。我不刻意强调父母的工作,但我也从不以他们的工作为耻。我一直很尊敬我的父母,对他们也很好。我清楚地知道,父母给了我一切。我也清楚的知道,作为普通人,父母已经尽力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的人生才能有一个好的开始。
◆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有明确的暗示:以后一定要上大学。也许太早了。在“议程”里也没提,所以没人天天说,也不聚在一起讨论我该报什么大学,该学什么专业。
上大学是谁都不想轻易放弃的最低标准。严格来说,我的父母大概不知道我以后应该上什么大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必须接受高等教育。
10年级中期,当我告诉父母我要高考的时候,他们自然没有怀疑。从那以后,他们也把我的学习抓得更紧了。
我从10岁开始学柔道,教练一直是拉赫林。我的教练并不认同我进入大学的志向,而是力劝我进入专科。具体来说,就是列宁格勒金属厂附属的高等技术学校。当时我正在这家工厂的体育俱乐部练习柔道。教练可以很容易地将所有成员转到这个学校,从而免除他们的兵役。
有鉴于此,拉赫林特意约了我的父母,当面告诉他们,按照我的成绩,其实完全可以不用考试就被保送到上述高等技校。他还跟我爸妈说,这个学校不错,放弃这个大好机会就是做傻事。读本科是一次冒险。如果我失败了,我必须马上参军。
父亲听了拉赫林的话,自然动心了,我一定要上大学的想法动摇了。于是,他也开始做我的工作,让我按照拉赫林教练说的去做。
就这样,我陷入了“双重夹击”的境地:在训练场上,拉赫林劝我;回到家,父母催我。说白了就是被告知放弃申请大学。
但我说,我只想上大学,就这么定了...
“那你得去当兵,”人们异口同声地说。
“没什么可怕的,”我坚定地回答。“当了兵就是兵。”
不用说,服兵役会推迟我进入克格勃的时间。但总的来说,这并不妨碍我实现既定的计划。耽误几年当然不是好事。但原则上对我没有太大影响。
这是我一生中重要的时刻。它要求我“孤注一掷”,做出选择:要么我现在就自己做一切,自己决定一切,从而走向我期待的下一个人生新阶段;要么我放弃,任人摆布,一切计划化为乌有。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众所周知,后来,我考上了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我的人生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新阶段...
后面给他的是他的经历,我还是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