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述评
关键词:翻译文化转向勒菲弗尔，巴斯内特
纵观20世纪的翻译学研究，可以说是流派纷呈，各流派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影响，使得翻译学在近几十年来蓬勃发展，确立了其独立学科的地位。翻译的文化转向作为近年来分贝最高的翻译理论，最早是由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1990年提出的。文化转向给长期受语言学束缚的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和突破。本文将在下文对这一翻译研究流派进行评论。
翻译研究1文化转向的历史渊源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翻译观在翻译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翻译被视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这类研究者试图运用语言学理论(如语义学、符号学、语用学等。)来构建翻译学科理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雅各布森、卡特福德、奈达和纽马克。然而，这种语言翻译观并不能解决翻译中遇到的社会、文化和历史问题，翻译受到不同文化在思维方式、民族心态和表达情感方式上的差异的影响。(张静，李树春，2006: 83)此外，语言学理论的应用并没有使翻译研究像其他科学学科和其他人文学科那样卓有成效。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一些学者发表了一些文章和专著，研究阶级制度，重新审视文化内涵，这标志着文化学的兴起。(巴斯内特& amp勒菲弗尔:1998/2001:130)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佐哈尔提出多元系统论，认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文学、历史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孤立地将单一文本的研究置于文化和文学的多重系统中”(Munday，2001:109；111)。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观，可视为文化转向的萌芽，尽管它仍未完全摆脱语言学的束缚。后来，兰博特和罗宾思认为“少作为语际过程，多作为文化内活动”的翻译(Genzler，1993: 186)，玛丽？斯内尔·霍恩比建议翻译的单位应该是文化，而不是文本，文化研究应该纳入翻译理论的研究(188)。
从65438年到0976年，在比利时鲁汶召开的学术会议标志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继承和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论文和专著，并在他们的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文化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注重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和转换，将翻译与社会、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
主要代表人物、作品及观点。
2.1 Basnet
苏珊。巴斯内特是华威大学英国比较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也是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理论的领军人物。他的代表作包括《翻译研究》、《比较文学》和与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
巴斯内特在1980出版的《翻译研究》(2002年第三次修订版)一书中指出，翻译研究应注重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从而拉开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序幕。巴斯内特关于文化转向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巴斯内特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传统的翻译学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语言内部，但巴斯内特认为语言学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翻译史、翻译和目的语文化、翻译和诗学的研究同等重要，也是翻译研究的基本范畴。
其次，界定了翻译文化学派的基本领域。在《翻译研究》第一版中，巴斯奈特阐述了翻译文化学派的基本思想:关注文本背后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试图理解操纵文本的复杂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标准决定了译者采取的策略，以及文本可能如何被目的语系统接受。正是这些观点将翻译研究从语言机械的语言分析中解放出来，并以新的活力扩展了翻译学科。
第三，它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1990正式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后，Basnet继续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引起了翻译界的极大关注，许多学者也加入进来。后来她提出翻译研究不仅要用语言学方法，还要超越语言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形成。勒菲弗尔，1998/2001:123-139).
2.2勒菲弗尔
勒菲弗尔(1946-1966)，比利时学者，移民美国，曾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德语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国际知名作家、比较作家和翻译理论家。他的观点与多元系统论和操纵学派密切相关(Munday，2001: 16)。他的作品非常丰富，包括:《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份资料集》、《诗歌翻译:七种策略和一张蓝图》、《翻译、改写和文学声音的操纵》等。
勒菲弗尔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翻译是重写最明显的形式(勒菲弗尔，1992: 9)。翻译受到文学系统中三个因素的影响:文学系统中的专业人士，如批评家、评论家、教师和译者本身；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如当权者、出版商、政党、学术期刊等。，往往有他们来自三个因素的影响:经济和地位；主流诗学。(蒙迪，2001: 128-129)。同时，他认为意识形态和诗学* * *都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以解决翻译中的具体问题。(勒菲弗尔，1992:41)
勒菲弗尔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文学是一个系统，是一系列具有某些特征的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文学系统只是由许多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的一个，这个系统叫做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和社会是文学系统存在的环境。文学系统和其他文字系统同属社会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张静，李树春，2006: 83)
3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思考
近年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理论无疑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化转向理论的兴起，翻译学很可能仍然徘徊在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的框架之下，翻译学的研究成果将少之又少，缺乏原创性。然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理论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和批评。
争议之一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会模糊翻译的本体论研究，从而导致学科边界的模糊，阻碍翻译学科研究范式的建立。翻译学是翻译学，文化学是文化学。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不足以使他们成为同一主题。“文化学派没有客观全面地描述翻译的本质。其研究倾向导致了翻译研究的多样性、混乱性和分散性，淡化了翻译研究的本体论范畴，未能发现和明确确立普遍的翻译原则，当然也无法描述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中的各种现象。”(曾，2006: 92)我们不否认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翻译会带来新的视野和成果，但如果翻译过多地转向文化，就会使刚刚跳出语言学和比较文学樊篱的翻译学再次陷入文化学的牢笼。
其次，近年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地将翻译与权利、意识形态、操纵、霸权、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导致翻译被贴上过多的政治标签，这也削弱了翻译的本体论研究。
总之，在吸收文化转型优势的同时，要防止文化翻译剥夺翻译研究，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翻译研究的泛化，翻译研究沉浸在文化研究、历史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中，失去独立翻译学的本体。
参考资料:
曾熊文。文化转向的核心问题及解决途径[J].外语学报，2006，(2)。
[2]张静，李树春。“文化转向”及其在翻译中的重要性[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4)。
[3]巴斯内特，苏珊& amp安德烈·勒菲弗尔。构建文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2001。
[4]巴斯内特，苏珊& amp安德烈·勒菲弗尔。翻译，历史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2001。
[5]埃德温·根茨勒。当代翻译理论[M]。伦敦和纽约:劳特利奇，1993。
[6]安德烈·勒菲弗尔。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纵[M]。伦敦和纽约:劳特利奇，1992。
[7]杰里米·芒迪。翻译研究导论:理论与应用[M]。伦敦:劳特利奇，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