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欣赏音乐,判断音乐的好坏?

我们如何评价和欣赏音乐?

判断音乐欣赏的好坏,是音乐体验乃至一切艺术体验中不可回避、令人困惑的中心话题。不可避免的是,艺术经验从根本上是决定性的——分不清好坏实际上等于对艺术的无知,如果你分不清勃拉姆斯交响曲和圣桑交响曲的区别,你就不会真正对交响乐有所窥见;令人困惑的是,这种区分或区别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谓“无可争辩的利益”,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肖邦鄙视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痛恨勃拉姆斯等音乐史上著名的“公案”,给审美增添了神秘和歧义。

贝多芬说“音乐是比哲学更高的启示”,不是比喻的意思,而是“在此”的意思。音乐是通向“真理”的直接途径。所以,音乐与哲学平起平坐,甚至更高。如果音乐只是感性的“美”,是达不到这样的精神高度的。康德在《美学》中以“崇高”的范畴进一步拓展了美学的概念,使美学具有了深刻的精神维度。但后人固守他的形式主义概念,从而失去了康德美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可能性。正如达尔豪斯所总结的(《音乐美学概念史导论》第四章),“(康德的)决定性的证明是,艺术不需要美才能成为艺术”。

于是就有了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极端的是“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审美尺度不变,因为审美主体因人而异,不可能形成* * *知识。而且艺术中的尺度来自各种环境、条件、民族、传统、习俗、风格、惯例、时代,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价值准则。相反,“绝对主义”认为艺术中存在一些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的客观审美规律和规则,如变化统一规律、对称规律和黄金分割规律等等。遵循这些审美规律和艺术规律,才是保证艺术质量的唯一途径。

显然,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各有各的问题。很容易找到违背各自原则的反例。比如,虽然每个人的品味不同,但我们都愿意承认贝多芬是比他那个时代的克莱门蒂更伟大的作曲家;再比如中国人傅聪能把西方的钢琴作品弹得地道,美国人宇文索安能把中国的唐诗评得内行,说明极端相对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有些音乐,如巴托克的优秀作品,刻意遵循“黄金分割律”的比例,但更多的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并不遵循这些规律和规则,也具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和撞地板的艺术品质,这说明在艺术上寻求一个一劳永逸的品质准则是徒劳的。

所以艺术上的好坏判断就变得非常困难。当然,你可以小心翼翼地避免判断——但那无异于背弃艺术。或者,让个人随意决定——那无异于放弃责任。没有标准是不可取的,但标准是难以捉摸的。出路在哪里?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是,“时间是最终的法官”。让我们把决定留给未来。不幸的是,这与其说是一个严肃的回答,不如说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借口。

我想英国伟大的诗人和批评家T. S .艾略特在他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有一段深刻的论述:“没有一个诗人或任何艺术家能够独自拥有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欣赏,是欣赏他与过去的诗人和艺术家的关系。不能单看他,要在前辈中比较比较他。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一个美学的批评原则。他必须适应和符合,而不是单方面的;一个新的艺术作品一旦产生,所有以前的艺术作品都会同时遇到一个新的东西。现有的艺术经典本身构成了一种理想秩序,这种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的引入而发生了变化。这种以前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之前是完整的,而要在加入新的东西后保持完整,整个秩序必须改变,哪怕是很小的改变;这样,每一件艺术作品相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都被重新调整;这是新旧之间的适应。”

这里的深意是,艺术作品的集合形成了一个相互存在、相互影响的“场”,在这个场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不可预测的艺术标准。所以在艺术上,过去影响现在,未来也会修改过去,从而形成一种* * *时存在的想象秩序。从根本上说,“艺术中的客观判断标准,不是由形而上的‘理性’或外在的‘权威’决定的,也不是由难以捉摸的公共利益任意决定的,而恰恰是由古往今来的古典音乐杰作所隐含和提供的。所有新的音乐作品都必须在前人伟大经典所标注的音阶前进行检验,从中涌现出的名作对原有音阶进行调整和修正。”(引自随笔《我们为什么要听新音乐?,发表于《读书》2005年第8期)

所以过去的经典名作都是艺术音阶的范例(比如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是公认的音乐深度的标杆),但后来的经典名作会不断地标注这些音阶(比如肖邦音乐中即兴与严谨的奇妙结合,指出了贝多芬所不知道的音乐可能性)。所以,艺术的客观标准是一定存在的,但不能符合可阐明的法规,更不能一成不变。

为了揭示人性的深刻内容,艺术可以是令人不快的(也因此是崇高的)。贝多芬晚期的作品都有这样的质感,极端的当然是“大赋格”,是“极其丑陋”康德的美学思想直接预言了二十世纪以丑为美的现代艺术。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论文《艺术作品的起源》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艺术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艺术也因此成为人类把握世界、认识自我的最根本的方式之一。因此,艺术(包括音乐)只有具备了文化的资格,才能与文学、哲学、历史相提并论,成为一种“人文”现象,值得我们苦心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