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随笔

为了弄清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关系,很多人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寻找答案。希望找出这个民族生活中最基本的语言问题,对普通话和北京话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其实普通话是北京话吗?历史会告诉我们答案,因为普通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原始语言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就像世界上所有其他语言一样。

[普通话的定义]

根据公认的普通话定义,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现代白话文为标准语法语言。

然而,这个定义真的如此绝对正确吗?

对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反证来验证它的科学准确性。如果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反过来也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按照普通话的定义,必须是带有纯正北京口音、纯正北方方言词汇、标准现代白话文语法的普通话。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完全按照普通话定义中的严格标准说出来的仍然不是普通话!也就是说,带着纯正的北京口音,带着纯正的北方方言词汇,标准的现代白话语法,仍然不是普通话!即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用现代汉语白话文的标准语法说出来的话,也不等于普通话。这个谁都可以验证,这就是事实。这显然说明普通话的定义不够严谨。

那么,到底什么是普通话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反思。这是普通话的定义给中国人的一个困惑。带着这样的困惑,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什么是普通话。

【民间常用词史考证】

从语音考证的角度来看,有语音记录的标准普通话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的爱新觉罗·溥仪,以及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纪实,其中有对溥仪说标准普通话而不是老北京话的质疑。那么,普通话设计出来的时间应该是在溥仪生活之前。

从记载的考证来看,以下信息也可以证明普通话是清末以前设计的:

可以考证的普通话历史;

“官话”一词是清末提出来的。吴汝纶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到普通话这个名字的学者。

1909年(宣彤元年),高级顾问委员会委员蒋谦正式提议将官话命名为“官话”。

同年,清朝成立“国语编辑委员会”;

1910年,蒋谦在《若干年来组织讯问学普通话教育的札记》中,再次提出了“普通话与辅音结合,达到统一的效果”的观点。

1911年,教育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普通话办法》。

民国成立后,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语音统一会议”,1965438年9月编辑出版《国音词典》。

由于《国音词典》的语音标准与北京语音标准的矛盾,1920年爆发了“京华之争”。

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张士毅在1920发表《民族语言的统一》一文,主张从根本上改革音标和民族音,不承认民族音,主张以北京音作为民族音的标准,得到很多人的响应。全国教育联合会和江苏省教师联合会附属小学先后作出决议,将北京音作为标准发音,并开始在学校推广。1965438+4月21,2009年,北洋= =成立统一国语筹备委员会,1928国民= =改为统一国语筹备委员会。1932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了《国音通用词汇》,为建立普通话的标准提供了范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5后,用“官话”一词代替“官话”。

“普通话”一词是清末一些语言学家使用的,最早是朱在1906中提出的。后来,黎锦熙、瞿秋白、鲁迅等纷纷讨论“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表示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尊重,避免“普通话”这一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先后于1955年6月召开的“国家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命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一词的含义是“普遍”和“* * *”。在1955年召开的“全国汉字改革工作会议”上,张奚若说:“中国人长期使用同一种语言,现在称之为普通话,需要进一步规范和确定标准。这种实际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族* * *谐音是什么?这是以北方方言为基本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本国语也可称为普通话。”198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这些考证表明,普通话出现于清末或更早。但当时中国的音韵学理论水平和白话文的发展水平与普通话的定义并不一致。按照当时的理论水平,如何设计普通话定义的语言?假设普通话是设计出来的,肯定有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专门设计出来的。但是,关于普通话是谁设计的,从来没有一个说法。普通话是一种自然语言,而不是人工语言,这一事实已为全世界所公认。作为一个说自然语言的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满族统治者。

[基本想法]

为什么普通话是“说满语的中国人”而不是“受满语影响的中国人”?要点如下:

1,中国人的普通话,民国的普通话和满清的普通话是一种语言,口音一样,不是不同的语言。

2.满族的“官话”最纯正的口音是满族——中国的统治者群体的口音,满族是满族“官话”的正统说者;

3.满语是入关前满族的主要语言,满语是满族的母语。满语母语的更替,说明满语的“国语”是满语能学会说的汉语。

其实,论证普通话是什么语言,最重要的是判断普通话的人而不是普通话的语音特征。

【400年前的北京话:峡江官话】

北京自建立以来经历了许多朝代的变迁。北京话从古至今发生了多少变化?怎么改?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人真正验证过。历史上,400多年前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明末北京方言,这些记录至今仍保存着。从李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北京话是一种入声数量较多,没有zh、ch、sh等翘音的语言。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既不是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北京话和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不超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方语言(考证为峡江官话?)。利玛窦的记载也完全否定了儒圣在明朝以前就消失的谎言。

【北京有第二语言:满语】

满人入京后,出于社区安全等政治目的,满人赶走了紫禁城周边1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汉人,紫禁城10英里以外称为北京的内城和外城。于是,北京出现了两个社区:满族社区和汉族社区,这两个社区在阶级、语言和居住区域上都非常鲜明,而且北京有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任何语言都是和人群融为一体的。当时北京两种语言的地域差异是:满语在内城,普通话在外城。

【满语-满语的区分】

我们对语言及其表达对象的分析是基于一个基本的语言学定理:语言与社会实践相一致。是社会实践决定了语言,而不是语言决定了社会实践,也就是说,如果一种语言有一种说法,它就一定有这种说法所表达的那种生活实践。比如满语有“椰子”一词,满族人生活的生活实践中就一定有水果“椰子”。

在中国统治以前,满族是北方的一个游牧山民,他们的生活环境与中原完全不同。满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的,历史很短。而且满族人的生活史从来没有经历过像中国几千年那样先进的科技艺术的社会实践。这就决定了满语在中国不具备表达生活实践和中国文化的能力。因为满语是北方民族的语言,满族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和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限制了满族的成熟水平。可以说满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语音、词汇、语法都非常原始和不成熟。即使在北京,满语也很难满足刚刚获得中国统治权的满族人日常生活的需要。北京的很多东西,比如动植物、建筑、生活用品,满族人都是闻所未闻的,很难用满语描述和交流这些东西。满汉之间是这样,满汉之间也不可能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表达清楚。至于汉人的建筑工程语言、艺术语言、医学等科技术语等高级语言的使用,更是无法表达。当时的情况是满人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汉语,满清夺取了中国的政权,但其语言却无法胜任统治中国的使命。然而,作为中国的统治者,满族不得不面对使用语言的政治现实。从日常生活的表达到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族人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很好地表达他们周围生活的语言。满清改革为时已晚。满族别无选择,只能学习和模仿汉语。所以应用北京汉族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是唯一的选择,于是出现了第三种北京话——满人说的蹩脚汉语(暂时把这种语言叫做满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