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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自由意味着给予所有人言论自由。人们自然不会压制赞成的意见。所以,问题是不同意见能不能压制。事实上,如果允许一种言论,压制另一种言论,就没有讨论的自由。但这其实只是解释了自由的含义,远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有讨论的自由,也就是为什么要给不同的意见自由。不同意见的性质——它是对的,它是错的,它是混杂的——决定了一个讨论自由的捍卫者必须从几个方面来讨论它。
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我们试图压制的观点一定是错误的。如果确定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在智力判断上有这样的权力,一般认为这个人或组织是绝对正确的。而这个前提本身显然是错误的。被同事和下属称为“常胜将军”的伟人最清楚: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他自己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但可鄙的是,无数帮助大多数人感受到这一常识的经验事实——没有一个人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很少加强这一理论的泛化,更谈不上促进其扩展、丰富和升华。人类的劣根性在于,虽然残酷的经历教会了大多数人承认自己会犯错,却没有致力于建立一种预防措施,防止一个人在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过于武断,尤其是压制不同意见。
一个人的意见可能是错误的,那么你能完全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吗?你在一般的“世界”里找到概念了吗?所谓的“世界”对于一个人来说,只能为他提供接触其中一部分的途径——他的党派,他的阶级,他的国家,他的文化圈。党外有党,阶级外有阶级,国家外有国家,儒家世界外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世界。其中哪一部分是一个人参与和沉浸的,有很大几率是先天和后天的。没有理由将一些人视为压倒性多数。
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即使你真的投靠了大多数,你也永远找不到一定正确的依据。穆勒说:“假设所有人类(除了一个人)持有一种意见,而只有一个人持有相反的意见,那么人类让那个人沉默并不比那个人(如果他有权力的话)让人类沉默更正当。”因为在理性的王国里,大多数人在了解真相方面并没有更多的意义。只有在一个社会需要追求某种程度的行动统一的意义上,多数才是有意义的。但那是行动领域的事。这里说的是思考和讨论。两者的区别我们后面再说。在某个时刻,少数人的意见比多数人的意见更正确,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在很多场合,剥夺一个人的意见,其实就是剥夺全人类的意见,因为这剥夺了全人类的一个意见,而这个意见有时恰好是全人类中最有见地的意见。
不仅大多数人可能会犯错,甚至一个时代都可能犯错。历史上并不少见,上一个时代人们接受的主导意见,在下一个时代被纠正。相应的,有时候,在上一代被压制的意见,在下一个时代被清理,被广泛接受。
以上都说明,很难判断一个观点是对是错。没有人有绝对的判断力。不同意见也有正确的可能。所以,在压制错误意见的基础上压制不同意见是荒谬的。
在思想领域,一切都可以被怀疑。但是,当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见的支持者发现很难证明它是绝对正确且永远正确的时候,他们就转而主张,虽然这些意见未必“正确”,但它们对社会有很大的“重要性”,也就是“有用性”,所以不存在怀疑和讨论。这种辩解其实是转移概念,把“正确”变成了“有用”。但这种转移并不能拯救他们的理论困境。第一,什么是“有用”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这绝不是统一的、没有争议的。第二,对于许多人来说,“正确”和“有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关的,不能分开,尤其是当人们已经看到了错误的东西。
3.我们上面提出的被接受的意见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反对的意见也是正确的,所以要自由讨论。
接下来进入第二步:如果接受的意见是正确的,反对的意见是错误的,是否应该坚持讨论的自由,给予错误意见持有人话语权?这个假设其实和前面的是矛盾的。前一种假设讲的是“可能性”,大部分人可能是错的,少数人可能是对的。这个假设的前提是无可辩驳的。后一种假设认为一派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仅从第一个假设出发,推断的结果是确凿的。做出第二个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推论,只是为了强调,即使后一个前提成立,仍然有充分的理由进行自由讨论。
首先,一个正确的命题,如果不能时时充分而无畏地讨论,就不再是活的真理,而是死的教条。这些思想和信条对他们的创始人,甚至是他们的直接弟子来说,都充满了意义和生命力。与敌人的斗争使他们不断寻找新的证据。只要这种斗争继续下去,这种感觉就不会减弱。一旦成为不容置疑、不容争辩的教条,人们接受它就不再是出于主动,而是被动。教条剥夺了人的理性,使人不去顾及原本的论点;教条窒息人的心灵,使人冰冷麻木,对任何问题都不给予真正的投入。这种邪恶的结果远远超出了智力的范围,导致了道德上的软弱。因为“在没有讨论的情况下,不仅意见的基础被遗忘,意见本身的意义也常常被遗忘。.....与众不同的概念和生活信仰都没有了,只有一些保留在旧套中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或者如果保留了任何一部分意义,那也只是意见的外壳和皮囊,本质已经丧失了。”(磨坊)
第二,不允许错误意见挑战正确意见,就是任意取消客观存在的对敌论点。“战场无敌时,师徒皆各归岗位睡。”用密尔时代一位作家的话说,这是“既定观点的沉睡”。人们只是麻木地继承一些教条,并不关心它们的依据和意义。因为事情已经不容置疑,不再需要思考,所以放弃思考。穆勒说:“这种致命的倾向是他们一半错误的原因。”
第三,培养和发展智力最好的方法是在自由讨论的环境中,了解一个观点的依据,学会在各种反驳面前为其辩护。“如果一个人对一件事只知道自己的一面,那他对那件事就知道得很少。他的理由也许很充分,也许没人能反驳他。但如果他也无法反驳反对的理由,他也不知道那些理由是什么,那么他就不会在两种意见之间做出选择。进一步说,一个人只听敌人的论调,只听老师讲的方式,是不够的。.....他必须能够从真正相信那些论点的人那里听到那些证据,真诚地为它们辩护,并为它们尽一切努力。”他必须倾听那些反对意见中最雄辩、最优美的论点,他必须感受到迎接挑战、解决问题的所有压力,否则他得不到真知灼见。穆勒认为,99%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在没有经过充分自由讨论的情况下获得了真知。他们的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一个命题和观点。苏格拉底本人绝不是没有自己立场的诡辩家。他可以为他的信仰而死。但他的辩论方法确实更注重论证的过程,而不是结论。他让那些只记得辩论中某个结论的人明白,他们对这个问题几乎一无所知。毫无疑问,苏格拉底教学法和死记硬背法是有区别的。
因此,无论是真理的获得,还是对真理的全面深入理解,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深刻的反对者的存在。即使在没有这个对手的情况下,训练学生也必须寻找替代品。因为没有真正的自由讨论,就没有真理。
除了以上两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更为常见,即两种对立的意见各含一部分道理。
尤其是那些由来已久的重大争论,比如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人性是善还是恶,历史进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其实都是合理的。虽然一时有改变的趋势,但长期来看,似乎是螺旋式上升,辩论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很难看到有一方已经山穷水尽,濒临出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双方交替引进新的依据和理论专家。就上述例子而言,历史决定论和国家社会主义目前似乎处于劣势,但其深层价值并未穷尽。当他们的对立面在一个历史时期扮演主流文化的角色,并且日益极端化时,前者就会卷土重来。
这一论点无疑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但可悲的是,在认识的进程中,很少出现一种累积的趋势,即双方的真理不断融合。正如穆勒所说,在进步的过程中,大部分的变化不过是一个部分真理对另一个部分真理的替换,进步主要是新的真理片段比它所替换的更适合时代。
只是需求。
由于在重大问题上双方往往都有自己的理由,只是程度不同,只有其中一方更符合时代的需要。而既然当权的意见往往带有偏见,我们就应该珍惜被主流意见和当权的意见所忽视的对立意见中的真理成分。而真理不是一下子就能确定的,所以要珍惜各种不同的意见,哪怕其中包含这样那样的错误。“只要人被迫听双方的,总有希望;一旦人们只注意一面,错误就会硬化成偏见,真理本身就不再具有真理的效果,因为它被夸大成了谬误。”
5.压制异端观点,禁止讨论自由,谁会受到更大伤害?他们是异端,是镇压异端的人,还是既不异端也不镇压异端的普通人?是一个社会的思想家还是一个普通人?
异教徒必须受到伤害。他们受到伤害的程度,上限取决于一个社会对异己的意识形态容忍度,下限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它对所谓“异己”的人道主义。无论如何,对异教徒的伤害是相对外在的,远不能代表它对所有人的伤害。禁止讨论自由,压制异端,对普通人的内心和心理健康的伤害,不会比异端分子少。因为大部分非异端者在性格上并不像异端者那样强硬、特立独行,他们往往更弱小、更顺从,往往不敢超越异端,所以在讨论自由时,不仅讨论和发言的权利受到限制,他们的思想和所有的精神世界也受到限制。在这种氛围下,很多有才华但缺乏勇气的人变得平庸无趣。甚至那些压制异端的人也遭受了意识形态的伤害。当他们失去了反面的刺激,几乎注定要成为干巴巴的教条主义者。
没有讨论自由的社会很难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因为“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首要职责是遵循他的智慧,不管它会导致什么样的结论。谁不认识到这一点,谁就不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但是,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与思想家相比,取消讨论的自由对一切众生的伤害更大。“精神上。
在奴隶制的大环境中,曾经有过,也将会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但是在那种氛围下,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一个思想活跃的民族。.....只要有一个任何原则都不可争议的秘密协议,只要认为关于能占据人心的最大问题的讨论已经告一段落,我们就不能希望看到使某些历史时期特别突出的普遍精神活动的高度。而所谓的论证只要避开那些重要到足以点燃热情的话题,人们的内心就永远不会从基础上被激起,所给予的提升也永远不会把哪怕是智力最普通的人提升到思考动物的尊严。"
失去讨论的自由,不仅对被压迫者有害,对压迫者也有害,不仅对思想家有害,对一切众生也有害。会对每个人,对每个时代,对每个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6.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自由讨论,不同的意见难道不会破坏一个社会的许多基本行为规范吗?没完没了的争论不会干扰一个紧急的决定吗?
正是由于这种现实的考虑,在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历史和大部分社会中,当权者害怕并禁止讨论的自由。但是,由于讨论自由具有巨大的积极社会功能,对它的禁止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找不到绝对的确定性和绝对的正确性,执政者在确立了大政方针并毫无疑问地实施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问题,遇到困难,甚至重大挫折。这时候为了避免王朝的覆灭,找到正确的政策,就会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自由讨论,以获得自省,找到新的出路。社会行动需要统一,社会思想要包容差异。以上方式把这个矛盾放在“时间”里解决:大政方针一旦确定,绝对不允许空谈和动摇视听;而在遇到重大挫折后,要敞开心扉,多听博纳的话。但这种“时间”或“阶段”的做法有其固有的缺陷,即在大政方针刚刚确立的时候,为了避免摇摆不定,往往会压制异议,以至于大多数人不敢讨论甚至逆向思考。多样性一直是智慧的沃土。就这样,社会的多样性长期流失,智慧枯竭。在挫折面前,很难有一个专家或者一个高明的想法,因为人才和文化都是要积累的。“时间”模式的另一个限制是其讨论的自由度也是有限的。
平衡社会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决策的紧迫性与人类智慧的多样性和讨论的自由的另一种方式是“空间”方式,即把言论范围和行动范围分开。在言论领域,你可以怀疑一切确定性,在行动领域,你必须明确确定地遵守法律法规。前者和后者都是基于自己的地盘,区别很明显。前者提供社会思想文化资源,后者提供社会行动规则。两者虽有关联,但并不直接,也不能马上转换。后者对前者的包容,是建立在前者不直接干涉后者的前提下。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他找不到一个永恒的确定性,社会生活需要建立在确定性的基础上。这样它就把社会行为规律和社会决策建立在一个假设的确定性上,也就是这个认识没有被反驳,所以我们假设它是正确的。但这种假设有其局限性,即它只属于行动领域,不能用来防止人们在言语和思想的范畴内怀疑这种确定性,寻找其缺陷。
7.什么是人?首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人是缺乏绝对确定性的动物。这与其他动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动物的生活方式保持着很大的确定性,这是稳定的生理机制赋予的,比如鸟特别会飞,动物特别会走,食肉动物吃肉,食草动物吃草,这种确定性很高。人类是不同的。人类从几百万年前就摆脱了生理机制对其生活方式的硬性规定,开始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依靠文化而非本能生存。他摆脱了动物天赋的确定性。而社会生活需要一种稳定,所以他面临着自己寻找一种确定性的严酷任务。人类的第一个不确定性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第二个不确定性在于他们的知识和真理的性质。人类摆脱了动物的局限,开始拓展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但认知能力的局限决定了他永远无法找到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真理和确定性。
人在行为上是一种“脱轨”的动物。这是生理机制和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前者主导的行为模式是不变的。后者会发生变化。“偏离轨道”意味着两种可能。1.人会犯错,但动物不会。第二,人会走上一条新路,而动物会一直在老路上徘徊。而这两种可能性必然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可能会做出一个新的明智的选择,但是在选择了这条新的道路之后,他将继续面对新的问题,并且很可能会一个接一个地犯错误。没有古老的方法来帮助他解决这些新问题。他离动物与自然的原始平衡太远了。他只能通过思考新的方法来克服新的困难,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会犯新的错误。无论后现代思想家如何批判“进步”,人类只能通过新的选择来解决新的问题。他走上了一条无止境的犯错纠错之路。他不能停顿,停顿就是死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会犯错的动物”。
在进一步讨论纠正人的错误的方法之前,必须澄清人的另外两个属性。人是一种群体动物。而且这个群体并没有像蜜蜂一样通过生理特征来区分蜂王和工蜂。它的领袖的产生远比动物的复杂。而这个群体是最合作的群体,最起码要求确定性、一致性和合法性。无论是哪种社会形态,这些重大选择都至少要经过小范围的规划和争议。第二,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语言。人类通过语言完成所有的交流,并通过这一符号系统储存自己积累的文化知识。任何一个文明社会,文化体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获得了一点超越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
一个语言使用群体在不断回答新问题、纠正新错误的时候,靠的是什么?只能是讨论。是的,这取决于经验,但一个使用语言的群体动物在从经验中学习时必然会讨论它。学习什么样的经验会有争论。穆勒说:“人们可以通过讨论和经验来纠正他的错误。不仅仅是凭经验。还必须有一个讨论来表明如何解释这种经历。”
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是人的一种属性,是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人类存在的重要内容。人类是一种离不开讨论的动物。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在每时每刻讨论它。一些成员可以基于一些生活教训坚持“闭上你的嘴”的座右铭。有些时刻,决策迫在眉睫,人们会说:“别讨论了!”“这很自然,也很容易理解。但就整个社会的意义而言,“讨论”是不可或缺的。人类文明早已失去了放弃讨论,仍然适应物种生存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基于“讨论”的独特道路。允许所有的讨论,不要忽视每一个新鲜的声音,每一个微弱的声音——我们没有其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