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与《论逻辑哲学》

这本关于逻辑哲学的书给了逻辑实证主义者很大的启示,作者是路德维希·维特斯坦根(1889-1951)。这段话之所以对他的概述比大多数哲学家都要长,是因为他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那就是他激发了两场哲学运动——逻辑实证主义和后来被称为“日常语言哲学”的哲学。这两个运动都主导了20世纪分析传统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一场运动在许多方面反驳了前者。

维特根斯坦出生于一个富有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维也纳家庭。他对物质财富不感兴趣,所以他完全放弃了继承权。1911去英国曼彻斯特读航空工程。他在数学思维方面的天才很快得到认可,并被推荐到剑桥跟随伯特兰·罗素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维特根斯坦回到奥地利参军。有个传说,他在背包里装了一叠稿纸,带进了战壕。不久,他被意大利人俘虏,作为战俘,他开始写《逻辑哲学论》。(它与泊肃叶的《哲学的慰藉》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起被归为“在监狱里写的伟大作品”。)

《论逻辑哲学》才一百多页,由一系列七个命题组成。每个命题后面都有一个按顺序编号的对该命题的评注,或对评注的评注,或对评注的评注。例如,第一页这样开始:

1.世界就是发生的事情。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

世界是由所有的事实定义的。

1.12因为事实一般规定了发生的事情,也规定了所有没有发生的事情。

1.13逻辑空间中的事实就是世界。

1.2世界分为事实。

一切都可能发生或不发生,而其他一切都保持不变。

发生了什么——一个事实——是各种事件的存在。

维特根斯坦认为,因为我们能够说出世界的真相,所以语言的结构必须以某种方式反映世界的结构。这就是他在命题“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中的意思。那么,构成世界的事实是什么呢?用罗素的术语来说,它们是“原子事实”。它们是可以陈述的最简单的事实,所有其他更复杂的真理都可以作为这些简单的真理来分析。在《论逻辑哲学》一书中,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确切地说出这些事实是什么,但这些事实正是实证主义者在试图构造基本句和证实句时所寻求的。

实证主义者也喜欢逻辑哲学的其他方面,并且特别赞同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哲学概念:

大部分写哲学问题的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所以我根本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只能确定它们毫无意义。

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能说的以外什么都不说,也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东西...这个方法将是唯一严格正确的方法。

这些段落似乎充分表达了逻辑实证主义者中强硬派的观点。所以他们会把维特根斯坦当成自己人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逻辑哲学理论中的一些令人费解的表述让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深感焦虑。比如维特根斯坦写道:“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概括为:凡是能说的都能说清楚;你应该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所以,实证主义者想把维特根斯坦的话解读为:“形而上学,闭嘴!”但维特根斯坦本人似乎对他所谓的“沉默”有着不同寻常的兴趣,并对此做出了不可理解的暗示。在命题中,他写道:

我的命题应该这样来阐明:任何理解我的人,当他把这些命题作为超越它们的阶梯时,他最终会意识到它们是没有意义的。可以说,他爬得高了就必须扔掉梯子。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他才会正确地看世界。

在这里,维特根斯坦承认自己的命题是无意义的,但这似乎是一种特殊的更高层次的无意义。这种更高的无意义是什么?维特根斯坦继续说道:

世界上的事物是什么样的,与更高的事物完全无关。上帝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神秘不在于世界上的事物是什么样的,而在于世界是存在的。

时空生命之谜的解答是超越时空的。

维也纳学派在惊恐中逐渐明白了真相。维特根斯坦是个神秘主义者!他比形而上学更坏。

有一段时间,维特根斯坦似乎对逻辑哲学的理论很满意。这本书回答了所有可能合理提出的哲学问题。

正如他所写:“如果答案是不可言说的,那么问题也是不可言说的。没有什么玄机。如果一个问题可以问,那么它可能会得到回答。”

维特根斯坦脱离了哲学。他成了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一个小村庄的小学老师。但他并没有从这份新工作中获得快乐,他的思考也没有停止。罗素带头,邀请维特根斯坦回剑桥,作为维特根斯坦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维特根斯坦获得了摩尔退休后空出的教授职位。从那以后,因为维特根斯坦回归哲学,哲学界发生了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情。

然而,很快就有传言说,维特根斯坦现在说的关于哲学的话,并不是人们之前期望他说的话。但人们很难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性格古怪的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新观点保密,并坚持让他的学生也这样做。然而,他讲课时学生笔记的一些油印本开始流传。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直到去世都没有以哲学研究的名义发表。但是早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众所周知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不管这是好是坏,《论逻辑哲学》中的实证主义和神秘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两本书仍有相似之处,哲学仍被视为本质上与意义相关,仍属于语言学转向。在《论逻辑哲学》中,维特根斯坦曾写道:“我的语言的边界意味着我的世界的边界。”在哲学研究中,他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但与逻辑哲学的理论相比,语言本身的有限性似乎弱了许多。

我们先来看看意义的问题,然后进入哲学研究的讨论。在从柏拉图到《逻辑哲学论》的哲学史上,意义的主要模式是指称模式和命名模式。哲学家如弗雷格、罗素和《逻辑哲学论》的作者,即使在他们对指称和意义作出区分的地方,指称仍然是优先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历史上命名作为意义的主要方面被优先考虑,这产生了一个遍布西方思想的形而上学图景,但这是错误的。柏拉图认为文字一定是永恒存在的事物的名称,但在可见的世界里是没有这种东西的,所以他提出了超世俗理性的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字是这个世界上不变的事物的名称,也就是实体的名称。在中世纪,唯名论者也认为词是名称,但他们没有命名事物。所以他们的结论很像艾柯的小说《玫瑰之名》里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只有名字”。经验主义者坚持认为,词是感觉材料的名称,任何不这样做的词都是不可信的。实用主义者认为语言是行为的名称。然而,实证主义者、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词是原子事实的名称。

后期维特根斯坦完全脱离了这一传统,宣称“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他写道:

想想工具箱里的工具:有锤子、钳子、锯子、螺丝刀、尺子、橡皮壶、胶水、钉子和螺丝钉。单词的功能和这些东西的功能一样多种多样。

(而且两者有相似之处。).....就像往摩托车驾驶室里看,好像所有的把手都差不多。(自然是因为所有的手柄都是用来操作的。但其中一个是手摇曲柄,可以连续移动(用来调节阀门的开启和关闭);另一个是转换手柄,只有两个有效位置,不是开就是关;第三个是刹把。你越用力,刹车就越紧。第四个是气泵手柄,只有往复运动时才有效。

就像火车头里的工具或机械一样,语言也可以发挥作用,它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作用。想象一下,两个人正快速驶向一个目的地。因为他们的车头灯坏了,所以他们拼命想在日落前赶到那里。司机说:“唉,真倒霉!太阳刚刚落山。”这时,如果乘客带着优越感说“现在我们知道太阳不会落下,这种错觉是地球自转造成的”,他说的话有意义吗?当然不是,因为在这种背景下,他的话是行不通的。(如果在另一个上下文中,同样的语句可能是有用的。事实上,把这个科学事实应用到上述语境中,只能说是疯了。接下来的一幕同样疯狂:如果乘客在汽车储物盒里发现一把锤子,就捡起来打司机,并解释自己的行为:“锤子是用来打的。”是的,但是你不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打败任何东西。语言也是。

然而,一个工具可以有多种功能。在某些情况下,锤子既可以用作武器,也可以用作镇纸。语言呢?它是否只有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提出的两种用法(一种是表征的功能,一种是表征的功能)?维特根斯坦问道:

那么,一个* * *,有多少种句子呢?比如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有数不清的种类:我们所谓的“符号”、“词语”、“句子”有数不清的不同用途。而且这种多样性不是固定的,一旦给予,就保持不变;我们可以说,新的语言类型和新的语言游戏会产生,而其他的会逐渐被淘汰和遗忘。

这个评论体现了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另一个方面,这与他提出的意义即用法的命题有关。他写道:“‘什么是词’的问题类似于‘什么是国际象棋中的一枚棋子’...我们说棋子的意义就是它在游戏中的作用。”维特根斯坦将其命题概括为:任何语言都是“语言游戏”。让我们仔细考虑这一点。所有的游戏都必须遵守规则。棋子(或者芯片、卡片、棒球手套)在游戏中的意义来自于它根据规则所扮演的角色。什么是卒?除第一步外只能前进一格的棋子。当它走到两边的时候,可以吃掉对方的棋子,达到对方的底线就变成皇后。单词、短语、表达方式都类似于此——它们都遵守规则,被赋予的意义来自于语言游戏的规则。决定语言用法的规则有很多:语法规则、语义规则、句法规则和通常称为语境规则的规则。有些规则很严格,有些很灵活,有些可以商量。在不同的游戏中,这些差异确实存在(象棋的规则比“丢手绢”更严格),甚至在同一个游戏中(棋子如何走法的规则更严格,但棋子大小的规则是灵活的)。但再灵活的规则也是规则,违反了也会有相应的结果。当某种给定的语言游戏规则在潜移默化中被打破,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在休假”,一个结果是某种哲学(如形而上学),另一个结果是某种疯狂(如爱丽丝梦游仙境)。这里提到爱丽丝梦游仙境是有原因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等书是维特根斯坦最喜欢的书,这无疑是因为它们是语言笑话手册,它们表现了对语言某些方面的误解所导致的疯狂。请考虑以下情节。当白王人让爱丽丝低头看路,问她有没有看到人时,爱丽丝说:“我没看到路上有人。”国王回答说:“我希望我有这样的眼睛,从这么远的地方看不见任何人!”“这里有什么不对吗?这个笑话是基于一些“日常语言哲学家”所说的“范畴错误”,源于对一些语言事实的不当分类,以及由此得出的荒谬结论。(根据“范畴错误”一词的发明者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的说法,笛卡尔犯了这个分类错误,导致了身心二元论的问题。笛卡尔将“心灵”归入类似于身体的范畴,使心灵成为一种“思考的东西”——一种幽灵般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以某种方式使心灵与物质存在相同,但没有人能理解这种方式是什么。)

或者考虑一下白皇后的例子,她承诺付给她的女仆“每周两便士,每隔一天一桶果酱”,但后来拒绝给果酱,因为今天永远不会是其他任何一天。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休假了。

那些探索现实中最简单的元素以便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大厦的实证主义者呢?维特根斯坦问道:

但是构成现实的简单成分是什么呢?椅子有哪些简单的组成部分?-做椅子是小块木头吗?还是分子或原子?——“简单”就是不结合。这里的关键是:在什么意义上是“结合”?谈论“椅子的简单部分”是没有意义的。

以上是对原子事实的探索。

在《逻辑哲学》中,维特根斯坦写道:“哲学家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都是由于我们对自己语言的逻辑性的无知造成的。”他在哲学研究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坚持同样的观点,但那时他对“我们语言的逻辑”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哲学家的工作不再是揭示语言背后的逻辑,而是揭示包含在日常语言中的逻辑(因此有了“日常语言哲学”这个术语)。哲学家们想表明,未能掌握这种隐含的逻辑将导致“我们的理性与语言混淆”,表明如果我们没有理性地干预我们日常的思维方式和谈论世界的方式,将导致“语言假期”,而正是这种“语言假期”产生了大量的笑话,构成了我们哲学史的大部分。维特根斯坦说,“(我的哲学旨在)为捕蝇器中的苍蝇指出出路”。当然,在维特根斯坦的家乡维也纳,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制作一个普通的捕蝇瓶,只需在醋瓶里放一些蜂蜜。

在愉快的飞行中,苍蝇会因为蜂蜜的味道而偏离航线,飞进瓶子里。它要么淹死在这黏糊糊的甜甜的东西里,要么哼唱着死去。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大部分哲学就像是嗡嗡叫着要死亡的苍蝇。《为苍蝇陷阱里的苍蝇指路》不是为了解决哲学问题,而是为了化解哲学问题,指出这些问题是因为偏离日常语言而产生的。这个比喻说明了维特根斯坦思想保守的一面。他认为:“哲学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实际使用。因为它不能为语言的实际运用提供任何依据。它让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

这里明显的自满让人想起摩尔。但他们之间的这种比较在某些方面是好的,但在某些方面是坏的。维特根斯坦的内心处于不断的骚动和困惑之中。他和他的思想里有一些沉思的焦虑,掩盖了上面提到的维米尔式的普通市民的自我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