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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艺术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它以悲凉的叙事情节和悲愤之情震撼人心。中国悲剧艺术独特的文化视角向人们展示了悲剧艺术的鲜明特征,唤起了人们对正义、崇高、善良的心理认同,启发人们对审美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深入思考。

悲剧艺术,从广义上讲,是以悲剧故事为体裁的艺术形式;从狭义上讲,它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艺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民族性格、文化素质、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的不同,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在我国,“悲剧”一词直到清末才偶尔出现在一些文学理论中。然而,古代文学常常把那些悲剧作品称为“哀乐”或“挽歌”;在民间,人们称之为“苦情戏”,可视为中国悲剧艺术的原始形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悲剧艺术具有明确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目标;它反映了人们在普遍认识到苦难和命运的基础上,怀着悲壮的自豪感完成使命的情感。那些悲剧人物往往不畏艰险,愿意为时代的苦难买单,愿意把自己的牺牲纳入道德谱系,牺牲者将获得精神不朽。同时,由于社会划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结构层次,这种道德追求和社会评价标准也会有所不同,道德标准的异化也会滋生痛苦和悲伤的感情,所以会在艺术形式上表现出来。换句话说,道德生活也会喷涌出情感岩浆,从而凝固成悲剧艺术的基石。

中国悲剧艺术的艺术特色

在不同类型的悲剧艺术中,悲剧人物的人格形象是在带有悲伤和痛苦的大众审美过程中逐渐被接受和确立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悲剧艺术总是有一种英雄的光辉,在人们的情感反应中,总是包含着惊奇和钦佩的成分。悲剧艺术强调群体与个体二元价值的灵活选择,悲中有怨,怨中有悲,呈现出矛盾冲突的价值判断展示模式,从而形成了中国悲剧艺术的独特模式。

第一,叙事的冲突。歌德说:“悲剧的关键是冲突无法解决,悲剧人物可以因为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是真正的悲剧。”例如,朱良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男孩和女孩,也让许多成年人感到悲伤。人们现在习惯于将这个故事定义为“悲剧”,称之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朱良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悲剧艺术的特点,即人类情感的必然要求与这一要求无法实现的事实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总结起来,悲剧艺术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冲突的不可解性;其次,悲剧性冲突引起人们怜悯、同情、悲伤甚至焦虑、孤独、崇高、毁灭、死亡等情感体验;这些悲剧冲突的体验形式渗透到作品中,使得作品的悲剧出现在不同的体验层面。比如《汉宫秋》就聚焦了汉元帝和王昭君的爱情冲突。同时,爱情线索与政治线索的冲突也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爱情与政治线索的冲突是怜悯与恐惧。因此,随着剧情的发展和冲突的加速,作品呈现出悲伤和怨恨的完整体验形式。至于悲剧性的冲突,主要在于惨烈的冲突过程和对剧情的委靡追求,即善与恶、忠与奸、义与恶、美与丑的多层次冲突,所以惨烈的审美效果是激烈的、惨烈的。

第二,审美的情感。对悲剧艺术的欣赏是一种审美情感,所以对悲剧艺术的怜悯也是一种审美同情。悲剧艺术能同时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情感。换句话说,当我们欣赏悲剧艺术时,就像在观看一场大风暴。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面对某种势不可挡的力量的恐惧,然后那种令人恐惧的力量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验到了平时现实生活中很少体验到的活力。征服了我们,让我们感到敬畏之后,就会激励我们。欣赏悲剧艺术时,随着故事的深入,欣赏者会和主角一起达到* * *的境界,会让人感到兴奋,产生快感。

第三,题材的民族性。从悲剧意识的角度来看,中国最著名的爱情悲剧《水浒传》和《祝英台》不同于西方同样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两个结局大同小异,主角最终坠入爱河,但两位作者所体现的悲剧意识和文化内涵却“大相径庭”。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最后“变成蝴蝶一起飞”,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体现了一种“渴望”的愿望。西方的《洛主》最后的结局很平凡,很现实,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结局,从而给人很大的冲击和震撼。中国悲剧艺术的悲剧结局与西方不同。西方悲剧的结局意在唤起人们的怜悯、同情甚至恐惧,使人们的思想在悲剧冲突中得到提升。而中国的悲剧艺术并不重视悲剧结局给人带来的各种情感体验。它不主张在悲悯中净化人性,而是始终遵循悲剧事件发生后,反映剧作家或观众理想愿望的一个情节,以此来淡化悲剧冲突,合理调节悲剧冲突引起的情感体验,使之逐渐顺畅,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慰藉。这不仅符合“中和之美”的美学原则,也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习惯和民族心理,正如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说:“我们国家的精神也在世界上,也是欢快的,所以代表其精神的戏曲小说就充满了这种欢快的色彩;始于悲,止于喜,止于离,止于和,止于困,止于乐。”①

中国悲剧艺术的大众审美价值

大众的审美价值总是从具体多样的艺术现象中“提炼”出来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艺术现象中,审美价值可能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随着故事的发展,悲剧艺术从人性的角度和人的价值的评价上实现了精神启蒙的功能。

综上所述,中国悲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想之美。亚里士多德第一次解释悲剧时指出,悲剧是人生中一件严肃的事情。它不是悲伤、痛苦、悲伤、悲观或死亡和不幸的同义词。和日常语言中“悲剧”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悲剧艺术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必须能够使人蓬勃兴起,提高精神境界,树立幸福生活的理想。悲剧艺术通过丑对美的暂时压制,强烈地展示了美的最终必然胜利。实际上,悲剧艺术的审美特征必然表现出一种对幸福理想的向往,这更令人震撼。在悲剧艺术中,面对失败的悲剧形象,人们感到胜利。这是一场艰苦奋斗后的失败,而不是懦夫的投降。所以悲剧艺术的关键不仅仅是巨大的痛苦,还有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就没有悲剧艺术,引起人们愉悦的不是痛苦和灾难,而是反抗的精神和对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

因此,悲剧艺术在不经意间产生了符合道德理想的深远影响。因为当理想的美好被破坏时,引起其被压抑的感情反弹,使人从悲剧人物的痛苦和毁灭中认识到真理。它能唤醒人们,激励人们去战斗,从而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感。

第二,道德之美。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悲剧的道德功能时,认为悲剧唤起怜悯和恐惧,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经过净化后,人会感到一种舒适的放松,获得一种无害的快感。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具有社会道德思想。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一部真正的悲剧作品是与道德无关的。悲剧艺术具有典型的道德教育意义,通过悲剧艺术可以获得良好的道德启蒙,有效地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关汉卿的《窦娥原》曾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为悲剧艺术的杰作,“也无愧于列入世界大悲剧之列”。至于其主要人物窦娥的形象,一般认为她体现了与黑暗社会勇敢斗争和宁死不屈的精神。但在今天看来,这个人物悲剧性格的达成,不仅仅是因为邪恶势力对自身生命诉求的压制和迫害所致,也不排除传统伦理道德的负面影响。这从她对女子再嫁的态度,以及她对拒绝张驴逼婚的描写中就可以理解:“好日子过了就忘,新了就爱;坟头上的土脉还是湿的,架子上换上了新衣。哭倒长城的丧处在哪里?洗纱的时候哪里可以甩很多水?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山上的化石?可悲可耻!“在这里,封建礼教所提倡的女性道德成为女主人公反抗暴力的唯一武器,而促成窦娥悲剧的传统伦理则贯穿于她的作品之中,这也是中国传统悲剧艺术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