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制服鉴赏论文

德国政治教育的目标属性及表现政治教案

论文关键词:德国;政治教育;目标;表演

摘要: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基本目标,辩证地论证其“政治合法性”。其使命是消灭纳粹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基于自身政治属性作为国家政治资源而构建的,在实践中取得了很高的政治成就。

德国政治教育经历了封建专制的第二帝国的“Staatbürgerliche Erziehung”、资产阶级魏玛* *的“stat und Volk Bezugpunkte Politische Bildung”、德意志帝国的“Politische Erziehung”以及纳粹统治的第三帝国的“Politiques Education”。二战后,鉴于联邦德国政府需要揭露和深刻反省纳粹统治的黑暗历史,帮助德国人民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建立和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理念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增强人民参与政治合作的积极性和能力, 政治教育被精心确立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 他们在战后德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转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当前,政治教育不仅是德国联邦议会和政府建设政治文明和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政府行政主导下的德国政治教育是在批判纳粹统治和扬弃继承魏玛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主教育。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密切相关。基于此,政治教育被纳入了德国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和政府的公共职能,从国家政治资源的高度进行建设。

一,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目标

德国政治教育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初,“根据纳粹独裁的历史,联邦政府和社会需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即促进基于民主、宽容和多元主义的政治意识的发展。”基于此,西德政府于1952年成立了“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cs che Bildung”,这标志着德国独立政治教育的正式开始。本质上,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其领导的政治教育工作,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一个“政治认同”问题。“政治认同”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进而增强民众的政治信任感和政治责任感,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的“思想资源”。正是因为意识形态在人们与其统治政治权力之间起着连接点和桥梁的作用,意识形态才成为政治认同的理性基础。德国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在德国社会中建立这种理性基础,然后“在人民中提高民主意识,发挥联邦德国人民的能动性,让所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积极地、批判地参与政治生活”。

以德国宪法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民众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的“集体认同”,从而使整个政治制度获得“合法性”基础。基于特殊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建国初期的现实困境和德国的地缘政治理想,这种认同必须建立在全面反思和铲除纳粹的基础上。因此,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延续占领时期的“非纳粹”运动,另一方面也要让德国民众在内心接受和认同现有的民主政治制度。换言之,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纳粹史观”,尤其是“二战史观”和资本主义民主观,是德国政治教育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既是德国在开展欧洲一体化外交时实现地缘政治理想、赢得国际社会信任的需要,也是建立和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根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理念教育年轻一代的必然要求。

在德国的各类学校中,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各种教育手段,促进青少年基于政治认知发展的政治品格的形成,并有效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最终完成自身的政治社会化。“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作为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两个关键词,是实现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基础和主要途径。其中,政治认知是政治参与的基础,有效的政治参与必须建立在政治认知充分发展的基础上。

在青少年政治认知发展过程中,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不仅重视各种政治知识的传授,而且强调政治技能的培养,强调知识传授与能力发展的统一。因为青少年只有具备完整的政治知识和技能,才能为将来做出政治判断、从事政治活动、选择合适的政治行为奠定基础。在个体政治认知能力发展的过程中,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受到了关注。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传统“教育观”和“修养观”对学校政治教育的教学理念和实践也有很大影响。政治认知的目的在于政治能力的提高和政治素质的形成。所以它注重学生的自我修养和知识的内化。这又要求学生依靠社会政治实践的经验,即所谓的“知行合一”。

德国学校政治认知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具备参与社会政治的能力和热情。德国政治教育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接受和认同政治制度及其政治文化的重要参数。联邦德国成立后的前十年,苦涩的历史传统的惯性使得德国民众对政治制度的取向相对被动,属于主体取向而非参与者取向。这不仅影响了新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也影响了德国民众的政治忠诚度。因此,政治参与不仅是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越高,政治系统对公民的意愿就越敏感,这将提高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融合和认同,并直接促进政治系统的稳定。"

二,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性

起源于盟军占领军政治“再教育”运动的当代德国政治教育,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受到联邦议会和政府的重视。关于政治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学术争论日益增多。这一时期流行于欧美的政治社会化理论与德国社会现实相结合,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指导理论。在德国的许多学术著作中,它与政治教育密切相关,甚至将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等同于政治教育,两者经常互换使用。在社会层面,政治社会化是使一种政治制度的政治文化永久化的途径,它要求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进行持续的政治教育,以完成“接受政治规范——认同政治制度——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化过程。换句话说,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集中在“广泛政治认同基础上的普遍政治参与”

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与英、美等国相比,德国政治教育更加强调和重视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政治教育在德国被视为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政治资源。虽然它不像国家机构、政党那样具有明显的“物质”特征,但却具有巨大的政治交换价值。通过政治教育,支撑德国政治制度(即德国宪法)的价值基础可以转化为社会公共政治认同的价值基础。显然,德国政治教育作为现实政治过程的组成部分,不仅是一种教育行为,也是政治制度的政治行为。具有政治属性的政治教育因此成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政治资源。政治社会化的基础是国家对政治教育等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家和政府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精心培育、开发、管理和分配这种政治资源。学校、政治教育的专门机构、大众传媒、政党甚至政府部门都是重要的政治教育资源。在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这些主要的政治社会化机构积极合作和协调,创造了和谐统一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为获得广泛的政治认同奠定了基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治教育国家资源体系,将其作为国家政治资源和社会产品纳入政府的整体规划,在全社会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政治教育资源网络,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工作有机结合,成为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该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各级议会、政府、政党、学校和社会组织,它们在德国政治教育中发挥着各自的职责和作用。形成了“联邦议会总体决策监督、联邦政府组织管理、学校主导实施、社会组织参与”的政治教育工作格局。

在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国家体系中,内政部下属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处于核心地位,是具体工作的计划、组织、实施和管理机构。其工作由联邦议会直接管理和监督。联邦议会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监督由一个特别管理委员会行使。委员会成员由议长根据各议会团体的推荐任命,通常由大约20名联邦成员组成。管理委员会的权责具体包括:一是监督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工作中的政治立场以及是否违反“超党派原则”(überparteilcheit)。所谓无党派原则,是指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不能反映个别政党的意志,以防止其违反《基本法》中民主和多元的基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超党派原则”其实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可以超越个别党派,但不能超越其资产阶级本质;二是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重大事项做出决议,包括政治教育主题的确定、财务预算(包括制定和执行)、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报告。其工作不得违反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原则和政策。管理委员会拥有最终决定权。由此,联邦议会控制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整体决策权和德国政治教育的大局。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主要职能包括:一是制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政治教育计划,制定各类学校政治教育的统一教学大纲和考试要求,培训政治教育教师;二是组织政治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编辑各类政治教育教材,为课堂政治教育教学提供参考,免费提供给公众;第三,为全社会和各界人士举办丰富多彩的政治教育活动,如时事讲座、展览、游览、主题节日、知识竞赛等。四是研究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紧密结合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不断调查分析社会政治过程,开展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第五,以大量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为载体,向公众提供政治信息,引导公众对复杂的政治领域建立正确的观点和判断,在政治教育职责中发挥全体公民信息传播者的作用;建设和维护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网站,通过互联网开展政治教育。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最重要的功能体现在德国政治教育资源的建设和配置上。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教育,促进政治教育这一重要政治资源的培育和建设。借助成熟的社会化运作和行政契约,委托社会非政府组织开展政治教育,通过规章制度和契约条款的约束,达到监督控制的目的,使其组织的政治教育活动不违背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原则,从而实现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通常这些参与政治教育的社会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历史遗迹等。,免费向公众开放,由国家提供财政支持和管理;另一种是经政工主管部门认证的社会政工教育机构,包括各种注册的协会、学会、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这些社会政治教育机构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通常的程序是:首先,主管政治教育的政府部门明确想要承办政治教育活动的社会机构必须具备的各种“软”和“硬”条件,如人员素质、场地条件,特别是这些机构承办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和主题范围。第二,这些社会组织要提出正式申请,并提交其章程、经济状况证明、组织领导成员名单以及希望从事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三是主管部门进行资质审查。经审查合格后,拨付活动经费,对承办人拟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给予指导或建议,并对活动后的效果进行评估。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每年资助数百个社会组织申请政治教育活动。德国政治教育卓有成效的关键在于构建了这一较为完善的国家政治教育资源体系,形成了“国家主导与政府行政指导下的社会组织普遍合作、广泛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三,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表现

通过系统、持续的政治教育来促进德国社会和民众的集体政治认同,经历了一个从怀疑到接受再到认同的社会政治心理转化过程。二战初期,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联邦德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面临一系列严重困难。尽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的大力支持,但这个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可。这一点从阿蒙德的《公民文化:五国民众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一书中对德国公民的民意调查结果可以看出:1963年只有7%的德国人把象征民主国家政治权力的基本法视为民族自豪感的来源。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当时德国人普遍对民主政治相当冷漠,仍然依附于过去的权威政治制度。选民对民主程序缺乏理解和热情,他们对政治仍然持有被动的主体而不是积极的公民态度。当时德国人对政党和机构的态度是“接纳、冷漠、过度务实和愤世嫉俗。”根深蒂固的纳粹意识形态残余,魏玛共和国的教训,冷战中东西方生存的恶劣政治外交环境,对德国经济的毁灭性打击,造成了民众的普遍不信任和政治冷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西德联邦宪法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教育受到了当局的高度重视,并被赋予了重大的历史使命。根除纳粹主义和建设民主政治文化是政治教育的两项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清理”是“建设”的基础。只有彻底反思和清算纳粹思想,才能发展出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这种在德国历史上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文化,恰恰是联邦德国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和人民的“集体认同”的思想基础。

到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被普通公民明确接受。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政治文化已经在联邦德国形成。同样是对民主政制的态度。到1978,认同率上升到31%,到1988是51%,对基本法的支持率甚至到1978达到71%。同时,民众对议会、政治制度的高度支持以及联邦议会选举的高参与率也反映了民主政治文化在德国的逐步发展和形成。大约30年后,联邦德国基本解决了“政治认同”问题。究其原因,固然有经济腾飞、政治稳定和东西方对峙的历史契机,以政治教育为重要途径的政治文化建设也功不可没。

自20世纪90年代德国统一以来,以“民主与宽容”为基本主题的政治教育不仅为消除两部分德国的意识形态差异、实现两部分德国的真正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培养德国民众的“欧洲公民”意识、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统一后,联邦政府更加重视政治教育,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政治教育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这也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为了解决德意志民族沉重的历史遗产,稳固其资产阶级政权,始终不懈地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现实。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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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布里埃尔·阿蒙德和西德尼·韦尔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