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的表现艺术

浅析《诗经》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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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一般由体、雅、颂三部分组成。他主要反映人民遭受剥削和压迫,战争和徭役;反映劳动、婚姻、生活,讽刺统治阶级的挥霍和无耻。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的许多篇章中都可以灵活运用。同时,赋、比、兴也体现了《诗经》的诗歌艺术,在构筑诗歌源泉、创造诗歌意境、抒发诗人情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赋、比、兴是《诗经》中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是《诗经》中独树一帜的表现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最早提及“赋、笔、兴”的是《李周-官纯》:“太师教六首诗,即日体、日赋、日笔、日兴、日雅、日颂,以刘德为根基,六律为音。”这里的“六首诗”指的是六种有旋律的音乐歌曲。汉代毛诗序将“六首”改名为“六义”。后人把“赋、比、兴”作为《诗经》的三种典型表现方式*1。

一、《诗经》中赋比兴的概念及其演变。

《诗经》中常用“赋”、“比”、“兴”;

(1)“赋”的表述:赋的本义是贡,“赋为天子而生于地”。诸侯向皇帝进贡时,必须列一个清单,清单要全面、明确,皇帝才能按照清单接受。进贡的物件都是用来祭祀的,必须一个一个摆好,排列在诸神面前。后来这种物质的排列逐渐转化为语言和文字的排列。从此“赋”成为一种语言表达方式,把人和事、情感和外物完全用一种“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郑玄在大师的《六首诗》中把“赋”解释为“铺垫”和“直陈道理”。唐代学者孔认为“赋直于”,“诗直于,若不隐喻,皆赋以言”。

(2)“比”的表达:“比”指比喻、类比、借代、夸张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而是涵盖面很广,正如朱所说。

“在桑叶落下之前,它的叶子会茂盛”——以滋润明亮的桑叶比喻女人美丽的脸庞。另一方面,用茂盛的桑叶来比喻男方对女方的爱。

“桑葚落了,却是黄落了”——借桑叶的枯黄落,隐喻女性的憔悴与被遗弃。从桑叶的青春到桑叶的黄落,既表现了女性年龄的下降,也暗示了时间的流逝。另一方面是对男人好感度下降的隐喻。

“与鸽子恋爱时,不吃桑葚:与女人恋爱时,不愁与文人”——桑葚味甘,与鸽子吃多了,就容易醉:比喻爱情美好,痴情的人容易受骗。男人可以摆脱对爱情的沉迷,但女人一旦坠入爱河,就无法摆脱。这是多么痛苦的语言啊!*2

(3)“兴”的表达:“兴”就是朱所说的,即“兴者,先言他事,致词传唱”。“兴”是“气”的意思,是亲情的信物,是寄托,是联想。其作用含蓄深刻,言之不尽。有些情绪如果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很容易耗尽。将情感寄托在图像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图像中受到感染,会产生无穷的效果。

比如“我曾去,杨柳依依;今天一想起来就下雨了。如果放弃了风景,我们只是说:“去的时候是春天,回来的时候是冬天。“有什么意义?*3

二、赋比兴在《诗经》中的应用及类型

〈 1 〉和〈赋〉是〈铺陈〉的意思,是陈述和叙述。《梦》是《诗经》中一首叙事性的抒情长诗。作品通过一个被伤害、被抛弃的女人的自述,描述了她不幸的婚姻生活,反映了封建社会夫妻之间常见的典型的、普遍的事件。诗中的女主角毫无察觉,无处诉说,说不出的遗憾和决心,至今仍深深打动着我们。全诗共分六章,每章十句,都是用女主角自传的口吻写的。

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女性对自己爱情和婚姻的回忆。诗的开头介绍了一个男人的形象,“自保飞来,土匪来交易丝绸,我来了就求。”“自保”是对普通男人的称呼。诗中“自保”是一个卖丝的小商人。“虢国”可以解释为“忠厚之相”(《毛传》)或“温良之相”(《后汉书》)*4。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有些注释认为“孟”是诗歌中对男性的蔑称(顾说);把“咕咕”这个词改成“嗤之以鼻”,把它解释成一个笑话(马说的),翻译成假笑。我觉得这个解释有点不合适:“孟”向一个女人求婚。他当时的样子并没有给对方留下轻浮谄媚的印象。相反,他略显愚笨的外表赢得了女方的信任。女主角在回忆初恋场景时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下面可以进一步证明。“遣子涉戚,至于敦丘。当我是强盗的时候,我没有好的媒体。子无怒,秋为期。”在送行的路上,女方答应了“孟”的求婚,约定了婚期。从她安慰男方的话语中,可以推断出“孟”急于马上结婚,以至于一度生气,女方信任他的“热情”。“取其爨壁,以望合。没看到复关,我哭了。看到复关,我满心欢笑。”这首诗表达的恋爱中的女人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女主角经常着迷地爬上围栏,站在那里眺望远方。她焦急地期待着见到那个男人,等待结婚的日子。这里的“重入”,俗话说的是“孟”居住的地方,这里的诗指的是有地名的人。“自保”终于来了,女人欣喜地迎了上去。“布尔呃,没有责备。坐车来,贿赂我搬家。”因为占卜是一个好兆头,女人拿着她的财物,上了男人的车,跟他走了。

朱把这两章称为“野夫”,即“讲出的真相”。诗人采用了直接叙述的手法,同时我们在女主人公的叙述中清晰地感受到了她深深的自责。她后悔自己对爱情的沉迷和简单草率的婚姻。第三四章转到抒情,她以惋惜的口吻伤心地叹了口气。

“桑树没有倒下,它的叶子是肥沃的。我不吃桑葚!”女主角用郁郁葱葱的桑树比喻男女未婚时的浓浓亲情,用斑鸠对桑葚的贪吃比喻自己的恋爱。在婚后的不幸境遇中,她感受到了爱情生活中男女的不平等。她向姐妹们喊话,警告她们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你是女孩子,就不能管别人!”学者的焦虑还是可以说的;你不能说你是女人!“第四章第一句还是拿桑树来比。”桑树落了,黄了,落了。“女人用桑树的逐渐凋零来比喻夫妻间的冷漠。”自我懔然,可怜三岁。祁水汤,渐车帘裙。女人也是不快乐的,学者也是尽力而为的。学者亦极无用,德二三!“结婚多年后的生活是贫穷的,但女方并没有因为贫穷而有丝毫动摇或改变。对于男人的“双向行为”,她忍不住大声斥责:“读书人也没用,德行二三!“诗中的‘三岁’指的是许多年,不是一个真实的数字。“淇水唐唐,渐行渐远车”历来有两种解读:《石矛正义》被简媜解读为“我说我虽然知道你穷,但还是不辞辛苦地在这深水里开着车,我知道我在专心看你”;另一种理论认为,这是指一个女人被抛弃,渡水后又回来的情况。根据前后诗音调的连贯性,我们认为采用第一种理论更为合适。女方抱怨婚后生活清贫,认为自己坚决过了水。到目前为止,她从没做过对不起那个男人的事,只是他三心二意,所以她没有怨恨。至于女方有没有被抛弃回家,这个只能推测了。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女主人公从个人痛苦的教训中发出的哲学悲叹,以及她对丈夫的怨恨和申斥,都充分反映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普遍遭受的卑微地位和不平等处境。

“三岁的时候,我是个女人,我很努力。我熬了一夜,我很尴尬。”第五章的前四句简单概括了她多年的艰苦生活,她背负着家人赋予她的重担。然而,她的丈夫不仅不理解她,反而“言出必行,至于暴力”。当成家和拥有一个女人的目的达到后,他开始粗暴地虐待她。回娘家,只被哥哥们嘲笑。女人“静下心来,低头自哀。”最后一章,女主角在无法解决的悲伤中,表达了自己的决绝态度。“和你一起变老总是让我抱怨。齐有岸,纪有盘。将军角的宴会,有说有笑。发誓,别想了。相反,我不去想它,我已经很尴尬了!”很多笔记根据“将军角宴,笑与”这句话,推测这个女人是在未成年时遇到“孟”的,但这毕竟是猜测。我们觉得这些话也可以这样翻译:“淇水有岸,姬也有岸。小孩子在一起玩,自然没人管。开放男信誓旦旦,想不到他不会算!我不想再去想他背信弃义的事了,还是算了吧!”

全诗向我们展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是“孟”这个卑鄙小人的形象。虽然这个小商人看起来很诚实,但他实际上是一个无情、不忠和自私的坏蛋。他用虚假的热情欺骗了一个单纯的女孩,用虚假的誓言和空洞的咒语赢得了女人的信任。女人对他来说是劳动力,是满足私欲的工具。一旦被骗,就暴露了他们卑鄙残忍的本质。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善良热情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她勤劳朴实,不怕穷。与“孟”结婚后,她真诚地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孟”身上。然而婚后,丈夫日复一日的暴虐和欺凌,彻底击碎了她“白头偕老”的愿望。她从忍耐和委屈变成了怨恨,最后发出痛苦的叫声。她在诗中的怨恨多于悲伤。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欺凌。

在《诗经》中,它可以算是孟的“姊妹篇”,也就是。《谷峰》的女主人公也是一个被遗弃的女人。不同的是,她对那个喜新厌旧,已经和别人结婚的男人,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她对自己经营的这个家有很深的感情,一想到自己在这个家里没有立足之地,她就很痛苦。“众志成城不宜生气”,“良言不可违,同归于尽”。与《自保》中的女主角相比,她的悲哭和哀求显然太过悲凉和无力。自然,无论她们是怨恨还是渴望,她们总是被专制丈夫的权力强加给她们的沉重压力蹂躏的弱者。

千百年来,孟诗歌被严重歪曲。《诗序》说:“自保,当刺。公之于众之时,礼义泯灭,淫行盛行,男女不分,于是争相勾引。中国正在衰落,它正在抛弃它的脊梁。或者你困了后悔了,你失去了你的妻子。所以,事物的顺序,随风而动。无论如何,这是淫秽的。”魏确实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君主(见《左传·桓公十六年录》),但当时的民风如何,此时的“自保”是否算作品,完全是汉人的猜想。为了维护封建婚姻礼仪制度,历代有许多牵强附会的理论。《诗集传》痛斥诗中女子为“奸妇”:“此奸妇被他人所弃,却诉说自己的故事,以示悔意。”把各种不道德的根源归咎于女人的淫乱,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的惯常做法。

在艺术表现上,孟也有突出的特点,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了借鉴。全诗以女主角自述的形式写成。诗人成功地运用了边叙述边抒情的手法,在叙述中抒情,在感情的表达中慢慢讲述人物的故事和经历。两者的有机融合,完美的充分表达了抛弃妻子、怨天尤人、完全忘却又无法摆脱的复杂矛盾心理。这一手法不仅被后世许多类似题材的诗歌所继承,而且对中国叙事诗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儿"、"赋"、"比"是所有诗歌中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独一无二的表达方式。“兴”字的本义是“气”。《诗经》中的“兴”字,朱解释为“先谈他物,以激所唱”,即以他物为所唱作铺垫。它常用在一首诗或一章的开头。关于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开始,与下文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关系,表现出的是无来由的随波逐流和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一样,开头的“晨风”和后面的“不见君子,为秦琴担忧”之间很难找到意义上的联系。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差距而无法理解,但是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的。即使在现代民谣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兴”。此外,“兴”还有更多有意义的用法,如比喻、象征和对比。但也正因为“兴”本来就是由思想无来由的漂流和联想产生的,所以即使有更真实的意义,也不是那么死板,而是微妙的。比如“关关的鸽子在河洲”*6关罗开头,本来是诗人用来引出下面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是关罗的和谐也可以比喻男女之间的求爱,或者男女之间和谐的爱情,就它了。再比如《桃花》这首诗,以“桃花开桃花开”开头,描写春天桃花开的美好气氛。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隐喻,也可以说是烘托婚礼的热烈气氛。因为“兴”就是这样一种含蓄而自由运用的手法,所以后世喜欢诗歌含蓄委婉魅力的诗人对它特别感兴趣,他们自己的妙招和创新,不一而足,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特殊味道。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广泛的创作主题,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从《诗经》中的祭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殷周先民们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业诗中,我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劳作的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我看到了仆人的仆役征;从清代文人的政治美人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事的杰出人物;从婚恋诗中,我看到了周人的婚俗;从其他的诗中,也可以看到周社会的各种民俗,等等。可以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画卷,从多个侧面展示了殷周时期的社会历史。它的每一部作品都包含了无数可以发扬光大的文化内容。它是一部直观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是一部从上古到周代的文化积淀。所以对于《诗经》的艺术手法,我们不仅需要从题材的总体分类上认识它的伟大,更需要从整体上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就类型而言,其意义是无限的。

首先,乡村文人的情感根植于农业生产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存在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是“比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种植粟和黍”。从学者的甲骨文可以看出,农业一直是商社会的主要生产。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粟、禾、麦、稻等农作物的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是殷人最关心的大事。周民族,起源于富饶的黄土高原上肥沃的渭河流域,是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诗经》是一门具有浓郁乡土情怀的艺术。更不用说“十五”计划中的“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地方文化气息。即使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有一种根植于农业文化的深情。这不仅表现在周人对农业的关注、对农业神的崇拜和农业诗的创作上,而且表现在《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都表现出对故土的留恋是各民族的共情。原来,从人类普遍的文化情怀来看,对乡村的依恋是各民族的同理心。总之,财富被赞美和尊崇为最高的福利,古老的氏族制度被滥用来为暴力掠夺财富辩护。

其次,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人是文化的主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的丰富内容可以以人为中心来表现,这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但在西方文学中,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命往往是通过神的支配来实现的。在古希腊人看来,上帝创造了人,上帝控制了人的命运。所以,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上天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盲人诗人荷马写的《伊利亚特》和《颂歌》,据说是以歌颂氏族和部落以及过去的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总之,把上帝视为人类的主宰,认为上帝和诸神总是控制着人类的生活和命运,并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

第三,实事求是的创作态度。

根植于农业生产的乡愁,宗法制度下浓厚的伦理情怀,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必然形成对《诗经》创作的现实态度。“现实主义”是我们从西方借用的一个术语。它最早出现在文学领域是在席勒的论文《论简单诗和感伤诗》(1794-1796)。在这里,席勒提出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立。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思潮,指的是面向现实的创作,产生于19世纪中期,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特征。也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恩格斯曾将其特点概括为“除了细节的真实,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0。但它有更广泛的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一般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所以认为《诗经》中有很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歌。但我们在这里用“现实主义”一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并不局限于某些“民族风格”的创作,而是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传统,来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如何以自己特殊的文化视野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感情、表达理想,如何形成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一部民族文学像《诗经》一样,早在2500年前就对人进行了肯定和赞美。从这个角度来说,《诗经》无疑是体现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第三,傅碧兴的表现手法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集,已经流传了2500年。之所以流传至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因此成为后世诗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诗经》中的许多作品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堪称周社会的一面镜子。特别是民歌作者本身就是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动者。他们“为饥饿的人歌唱食物,为劳动者歌唱事物”,“男人和女人歌唱并表达他们的感情”。他们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表达自己的想法,欲望,欢乐和悲伤。这些感人肺腑、发自肺腑的诗句,描写真实,没有丝毫做作和粉饰,形成了一种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诗经》中的政治讽喻诗敢于揭开内幕,批判时弊,表达作者鲜明的仇恨或误伤,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生动地表现生活是对文学的同样要求。《诗经》中的优秀篇章,大多能在作品中塑造出鲜活生动的形象,再现生活中人的某些特征。如《泰丰精女》中的“爱而不见,挠头”,《冯祺白舟》《我狂妄自大》,《冯祺东明》中的“东方不清,衣装颠倒”。《正风初起东门》中“衣衫褴褛,与我同乐”都是描写主人公所爱的对象的模样:前者写一个发型——梅绮的头发垂在两边;后者写的是衣服——白大褂,浅绿色头巾。这些物理描述也很生动。至于《诗经》中一些叙事诗的主人公,如孟、,他们具有初步的人格特征,为后世叙事文学作品的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切入点。*2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光辉开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古代诗歌,尤其是抒情诗,在三千年前就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其思想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开创了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以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精湛卓越的艺术成就,把中国诗歌的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峰,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从而形成了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

(一),开创了抒情传统和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中优秀的民歌诗词和文人诗词都来源于生活和现实,促使未来的作家关注现实,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用作品真实地反映这些现实内容。屈原的诗既好又雅,汉乐府的“命运”,建安诗歌的“人品”精神,杜甫的“截假体雅”,白居易的“只唱得人恶心”,都与《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诗经》虽然也有少数叙事史诗,但主要是一部抒情作品,可以说《诗经》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从《诗经》看,表现了中国抒情诗的民族文学特征。从此,中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2)体现“雅”的精神,促进文学创新。

《诗经》所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和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雅”的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离骚》中那些忧愤深重的作品,既有民族风格,又有“雅”的传统。汉代乐府诗的特点和建安诗人慷慨的声音是这种精神的直接传承。

同时,后世诗人往往崇尚“雅”的精神来进行文学创新。陈子昂的诗歌革新思想,是以“雅”的博大精深的现实、严肃崇高的思想内容、质朴自然、苍劲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纠正诗坛长期存在的腐朽风气。

(3)毕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如果说“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定为准则的话,毕兴在艺术表现上则为后世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诗经》创造的比喻手法,经过后世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有大量的比喻意趣,被后世诗人广泛继承。比兴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代诗歌的形象思维或寄托的艺术表达。后世的民歌显然继承了《诗经》的方法。在《楚辞》中,屈原极大地发展了《诗经》中比喻的表现手法。

(4)《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的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写的四言诗,直接继承了《诗经》中的四言句式。比如《一首短歌》就是一首一直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11

总之,《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化诗歌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诞生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中,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使得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诗歌的界限,对其文化意蕴的发掘将是无限的。近年来的学者们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排除了汉宋的观点,从文学、历史、社会学等角度进一步阐述了诗歌的意义。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许多学者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将《诗经》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诗经》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中国的国界,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很早就引进了《诗经》的中文版。从18世纪开始,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的《诗经》全本或选本,成为全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

参考资料:

1马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湖南文艺出版社

2.周秉钧《当代汉语大纲》,湖南教育出版社。

3.游国恩、王琦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4、郭锡良、唐作凡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版),2006年,商务印书馆。

5.黄志豪《古诗词创作与鉴赏》,中国辞书出版社。

6.《中国大百科全书》,恩格斯致马·哈肯纳斯(19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百科全书出版社。

7.《古代汉语》,古代汉语教研室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8.比如依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1983版,235页)和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版,第一卷),

8.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9.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注意事项:

1,选自马《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4卷第2页。

2.选自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修订版)第913页。

3.选自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第927页《诗经·潇雅·蔡威》。

4.选自和:《毛诗词解读》,《四库全书》第一卷。

5.选自《王先谦三诗人文集》,中华书局出版社,第103页。

6、选自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4页。

7.选自李善《诗经》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7,第157页。

8.选自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修订版)第935页。

9.《古代汉语》是古代汉语教研室编的,第770页。

10,选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04页。

11,选自马·《中国古代文学史》(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