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领土争端的现状和解决方案!八十分!答案越好,加分越多!
作者简介(英国)内维尔·麦克斯韦
译者郑景炎
据编辑介绍,内维尔·麦克斯韦是英国著名学者。1959后长期担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见证了印度对华战争的全过程。1967回国后进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界冲突。1970年出版《印度对华战争》一书,国际影响很大。此后,麦克斯韦继续关注和研究中印关系的发展,并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和文章。《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是他的最新作品,发表于1999年4月10-16日的《印度经济政治周刊》第一期(第34卷,第15期)。笔者根据多年的观察和不断增加的新史料,确认印度制造了1962边界纠纷。它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然后试图以武力实现其要求。中国的武力反击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正当的,印度的政策确实让北京没有其他现实的选择。印度被无端入侵是一个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
通过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笔者得出以下结论:1 .中印边境战争完全可以避免;2.印度对边界战争前后几十年未能解决边界问题负有责任;第三,是印度的政策将外交僵局推向了战场。如果印度政府继续这一政策,可能会导致战争重演。
本文摘要发表于《参考资料》6月1999、6月12、6月13。
上导轨轴承
尼赫鲁政府试图自己决定中印边界的位置,然后将其选择的边界强加给北京,拒绝就此进行谈判。这意味着,除非北京屈服于印度对阿克赛钦和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否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在1962的军事行动是为了反击和先发制人,安慰自己印度“被无端入侵”是神话。中印边界没有得到解决的事实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除了纳拉辛哈·拉奥政府之外,历届政府都严格遵循这些政策。
一、“中国1962入侵”:印度的大谎言。
印度总理A.B .瓦杰帕伊谈到中国“在1962年对印度的武装侵略”以及中印之间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注:A.B .瓦杰帕伊给克林顿总统的信,纽约时报,1998 5)。)。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开始,印度的政治阶层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边界纠纷和边界战争是中国扩张的结果,最终其对印度的突然“大规模侵略”导致了其军队的解体。相反,中国指责印度顽固不化,不断扩张领土,并将印度的军事行动描述为反击和先发制人。凭借过去40年积累的观察,并根据新的材料,现在是时候反思导致战争和边界争端悬而未决的两国政府政策的原因了。
当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它们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将它们的边境转变为边界。其实这是他们作为现代国家的新身份的一个基本的正式表达,因为他们开始模仿和追赶那些因为前三个世纪民族主义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主张推行新政治机制的欧洲国家;这种新的政治机制就是边界:一条通过外交谈判商定的线(划界),共同标注在地面上(划界),准确地印在地图上,并在两个相邻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中加以描述,因此它们承认自己的领土和邻国的领土。(注:这里的定义和论点来自安斯利·t·恩伯利的启发性论文《边界:现代国家的演变》,见《想象印度:印度历史论文集》(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6544)。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国界之内,国界不是线,而是国与国之间的过渡地带和区域:现代国家需要国界。
就中国而言,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印边界问题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在与中国相邻的大约十几个国家谈判或反复谈判就通常无法进入的数万英里地区达成协议并准确划定主权边界的巨大任务中,这是一个微小的因素。广大周边的许多地区,反映了列强对中华帝国侵略的顶点,被赶下台的国民党当局为了国家统一,留下了收复这些“失地”的承诺。北京的新来者意识到,接受这一遗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许多邻国难以解决的争吵,尤其是与苏联的最危险的争吵,苏联是根据强加的《爱辉条约》(1858)和《北京条约》(1860)被俄罗斯吞并的中华帝国远东大片领土的继承者。因此,他们决定新中国将根据历史留给他们的路线来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利用1955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机会表明了其政府的态度:
.....与一些国家的一些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与我们的邻国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之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并承认尚未确定的边界尚未确定。我们阻止我们的政府和人民越过边界。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立即回国。至于如何确定与邻国的边界,只能用和平的方法,没有别的办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改变这种做法。(注:国际事务文件1955 (OUP,伦敦,1958),第423页。(译者注:此处引文与《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0页文字略有出入)。
此后的发展显示了这一政策声明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值得分析。周恩来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步是宣布一些段落尚未标定,需要确定。然后是维持现状的协议。双方严格维持现状,如果有超出边界的东西,要立即承认并纠正。第三,他期待着未来的谈判,并保证中国将只使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领土争端。最后,他警告说,中国不会允许任何其他方式,这意味着如果邻国使用武力,他们将以武力回应。(注:如果我们在周恩来发表声明的五年前就中印边界发生的事情后知后觉地阅读他的声明,似乎合乎逻辑的是,他当时对他对印度的态度有很好的了解,因为以前的军事重新部署、公开声明和制图要求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对立模式。)
在接下来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始终如一地严格执行周恩来制定的政策,并取得了明显的、现在几乎是完全的成功。与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老挝进行了谈判,签署了边界条约。现在,谈判正在有序进行:与越南,以及在新德里允许的范围内,与不丹;至于俄罗斯和前苏联的中亚国家,谈判已经完成,达成了一个商定的边界,除了解释说几个具体地方的争议没有解决,需要在未来一个未定的日期解决,以防止误解。在三种情况下,“和平方式”被武装力量所取代:与印度、苏联和越南。
关于中苏边界,莫斯科最初拒绝重新谈判19世纪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沙皇吞并了大清帝国后来成为西伯利亚和沿海省份的很大一部分领土,怀疑北京坚持谈判含有收复领土的意图。将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乌苏里江视为界河的各种条约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导致苏联使用武力维护其对整条河流和其中所有岛屿的专属权利的主张,而中国的抵抗导致两个邻国在1969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导致核战争的边缘。(注:见作者在以下期刊发表的论文:《中国季刊》(1973 10—12)、《太平洋》(1、1)、《现代中国》(65438)。1,1958之秋),国际事务(卷47,1,1971,1)。)
直到1987年,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才同意重新谈判中苏边界,并接受了国际法的相关原则,即在没有任何相反条约的情况下,界河的可航行性意味着两个主权的分离不是在莫斯科曾经主张的中国河岸上,而是在航道分界线上(沿着主要河流最深处的一条假想线)。结果,两个相邻的沿岸国家平等地分享了这条河的使用权。北京立即响应戈尔巴乔夫推翻前任的立场,谈判很快开始,并在适当的时候签署了条约,在中国东部河流和西部边界之间划出了中苏边界所需的确切边界。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并宣布通过在平等、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典范”。(注:原文见《世界事务》(新德里),第2卷,1,1998,1-3月,第139页。前苏联的中亚国家也解决了与北京的边界问题。
至于越南,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以区区几百米的边界争端为借口,发动了旨在“教训一下”的进攻——必须承认,教训是中国的霸权。这种中断是中国在其他方面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和务实立场的唯一有害例外。
与中国边界问题的重要性相比,印度在1947年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时面临的任务较少。印度边境的广大地区早已被转变为即将离去的帝国的边境。在巴基斯坦的分治中,国际边界是由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根据一直是国内的行政区划确定的;经过多次战争和恼人的谈判,英国人已经同意印尼边界,并划定了边界,即在地面竖立界碑,并与另外两个喜马拉雅国家锡金和不丹合作(注:J . R.V Prescott:通过条约绘制亚洲大陆地图(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75)。)也基本完成了同样的工作。然而,伦敦和印度的英国政府未能与中国达成协议,划定中印边界。(注:关于这些尝试的简要描述,参见作者的《印度对中国的战争》(乔纳森·凯普公司,伦敦,1970)。关于全面的讨论,参见阿拉斯泰尔·兰姆的历史研究系列,尤其是两卷本的《麦克马洪线》(鲁特勒·何志·吉甘·鲍尔公司,伦敦,1996)和《西藏、中国和印度》1914-1950(洛克福德。)东部,后来成为独立后毗邻西藏的东北边境特区。在西部,拉达克位于印度控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与新疆和西藏接壤。这里只有边界,也就是主权线最初分离但尚未确定的区域。当两个新国家的行政管理延伸到边境地区,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时,就存在潜在的冲突,需要进行谈判。
当行政机关接触时,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绝对冲突的态度立即变得明显。
一言以蔽之,周恩来在万隆阐述并在未来实践的对华态度,期待以下步骤:(1)确定并宣布那些需要与邻国政府划界的区域;(2)同意周边国家维持现状,以免巡逻人员提前接触时发生冲突和伤亡的危险;(3)考虑到现有条约、当前立场、传统活动和习俗等。,协商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边界协议;⑷建立一个联合边界委员会,在实地标出商定的边界;(5)签署新的全面边界条约。
在简要描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顾问在印度独立后的最初几年为印度制定的立场的要素之前,有必要考虑一下印度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它对尼赫鲁政府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史蒂文·a·霍夫曼(Steven A. Hoffman)是第一个在研究中印争端时认识到印度民族主义在新德里的政策演变和执行中有多么重要的学者。见他的《印度与中国危机》(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随处可见。)
在20世纪50、60年代,印度民族主义的以下两种不同趋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方面是世俗主义,另一方面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是印度教;但对他们两人来说,他们为想象中的印度所定义的原则是领土原则,这就在“神圣地理”的概念上,将两种明显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建立了联系。1947的血腥分割,或许被认为动摇甚至摧毁了印度领土边界由历史决定的绝对观念,但对于世俗的、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效果恰恰相反;任何内部或外部的领土挑战都被视为企图亵渎这一神圣的地理。(注:Ashutosh Varshney,有争议的意义:印度的国家认同,印度教民族主义和焦虑的政治),代达罗斯122,3。)
印度民族主义两个变种的温床,在于英国统治者按照自己的形象培养出来的仇视英国的精英。这个阶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乡绅阶级,通过挑战者运动到继承权力。那个时代的大辩论是关于英国统治确立之前印度的历史身份。约翰·斯特雷奇在《印度》(1888年出版)一书中表达的英国主流观点是,“即使按照欧洲人的观点,印度作为一个国家,也从来没有过任何有形的、政治的、社会的或宗教的统一”。在努力确定印度的边界时,英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标记一个现有的国家,而是相反——通过界定其边界来创建和扩大一个政治实体。这个实体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只是“一个和其他帝国一样的帝国,一个由英国的军事力量、外交技巧和欺诈手段多年聚在一起的不同领土和人民的集合体,然后通过强行推动英国人控制非英国人来维持其存在。”(注:阿拉斯泰尔·兰姆:不完全分割:1947-1948克什米尔争端的由来(克什米尔争端的由来1947-1948)(Roxford buchs公司,赫廷福德)。)
然而,当这一新生的多语言精英成长为其挑战者阶段时,他们发现了自己民族身份的主要特征,一种语言(虽然是外语,也就是英语),于是他们开始认同自己是“印度人民”的成员和代表,这一群体的存在被斯特雷奇和他同时代的人所否认。若干年后,印度民族主义者为支持其对政治权力的诉求而演变出的论调,变成了“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习惯和地理位置明确界定的国家”的坚定信念。(注:霍夫曼,同前。,第25页。这一概念已成为尼赫鲁政府审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面与个人情感和态度相关的棱镜。如果说印度“自古就有”,那么印度独立后的第一批领导人头脑中随之而来的是,其“传统和习惯边界早已存在并自然演变,因为它们是以人口和文化活动以及山脊和分水岭等地理特征为基础的”。(注:霍夫曼,同前。,第25页。事实上,“北部边界在现在的位置上已经有大约三千年了”。(注:印度政府关于印度喜马拉雅边界历史背景的说明,白皮书(第二卷),第125页。推论的结果是,印度的“‘历史边界’一定是由线条组成的”,也就是说,它是确切的。(注:霍夫曼,同前。,第25页。)
这一理论的轮廓可以追溯到印度与北京在边界问题上的外交争论。但其最详细的论述出现在一位名叫T.S. Murty的印度官员写的一本书中,伪装成学术著作,鼓吹印度观点。这位印度官员一直密切参与其政府对边界争端的处理。(注:边疆: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Palit,新德里,1978)。穆尔蒂是印度边境部门的一名官员。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实地调查之后,他提出东部边界应该位于塔格拉海岭,而不是麦克马洪所说的向南几英里。他后来成为一个印度官员小组的成员,该小组在尼赫鲁周恩来会议失败后起草了一份关于边界历史演变的报告。穆尔蒂认为,边界与边界(即边界)的确切分界线是通过人类的自然互动而存在的,是一种“历史的巩固过程”或“结晶”;两个有关国家中只有一个需要得到有效承认。这种“历史划界”消除了穆尔蒂所说的通过外交过程“形式化”的必要性,淡化为只是历史孕育的真实边界形成过程的一种“装饰”。在他看来,合法政府“公开宣布”一条线就足以最终确定边界,“形式化”是不必要的。
从印度政府采取的这种意识形态观点出发,必然的结果是,与其他国家不同,印度已经与中国有了固定的边界,因此谈判变得多余,而不是认为需要与邻国谈判才能就其边界的方向达成一致。对于印度政府来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通过研究自己的档案,参考历史和神话,考虑安全利益,“发现”该国与中国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合适的方向,就可以发布并绘制在地图上。正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不得不向他的政府下达指示一样,印度应该“沿着整个边界,尤其是那些可能有争议的地方”设立前哨;由此产生的守卫边界将“不允许与任何人讨论。”(注:摘自尼赫鲁7月1954分发给有关部委的《关于北方边界的通告》。它原本是一个秘密,但没有正式出版,但印度作家D.R. Mankekar读过,并在他的书《1962的有罪的人》(孟买杜尔西沙阿公司,1968)中引用,第1968。曼克卡尔要求作者分享原著的手稿,他在《印度对华战争》中首次发表。)
这样,(1)印度坚持与中国的边界已经全部划定;(2)尽快将国家政权推向其主张的领土;(3)在印度控制其声称拥有的所有领土之前,拒绝就维持现状达成任何协议;(4)在所有阶段,他们都拒绝就他们所主张的边界趋势进行谈判。以上几点与中国的态度绝对矛盾。简而言之,他们相当于坚持认为,在印度看来,与中国划界和巩固边界是一个单方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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