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分布小论文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已故的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马树銮教授可能是中国第一个采用PQLI(直译为“物质生活质量”或“物质生活质量”,译为“生活质量指数”或“人口质量指数”)来衡量人口质量存量的人口学家。马书銮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并与国外对比。结论如下:1982年,中国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活质量指数在全国的排名从65438到0982与其人均GNP(马树銮1986)基本一致。王军对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指数从1982到1990的变化做了时间序列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地区差异来看,PQLI在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1.24%,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8.57%。只有西藏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盖,Siewek 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两者同时互补。作者本人也做过一定假设下的PQLI值1990的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水平65,发达国家94,不发达国家53,中国80左右,印度57。考虑到我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层面上,可以认为我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65433)。朱(1994)对这一奇怪现象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上述“提前”现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人口素质潜力的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较低;换句话说,中国的人力资源需要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一致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观点认为,“领先”可能是一种错觉(冯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比如人们普遍希望三个指标达到更高的水平,但三个指标是泛人类的,反映的是“产出”情况,更能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也相对简单方便。然而,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许多局限性:首先,PQLI的三个组成部分中有两个反映了健康状况,而只有1反映了教育状况;仅以识字率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文化需求似乎过于粗略;仅从健康和文化水平方面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过于简单。据此,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方法,用“0岁时平均预期寿命”指标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识字率(冯,1992)。还有学者用“25岁以上具有中等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代替识字率,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1994)。

一些学者发现了另一种方法来衡量中国人口质量的存量与新创建的指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研究所陈在华(1992)用模糊数学方法处理各因子指标,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子指标无量纲化、横向可比,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表明,无论从综合还是从因素上看,中国人口素质都在不断提高。从结构上看,问题主要在于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在华方法的一个最大缺陷就是太复杂,难以推广。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个“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因素,但忽略了思想和道德方面。最后,他选择了9个指标来构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教育程度。计算方法是通过系统聚类分析,形成一组评价指标体系的值矩阵,得到基点数据,再计算“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得到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这种方法效果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但主要问题还是?胡椒怎么了?桓?于4给你发消息了?本┥郑普┩何991)和江苏省计生委等人(1998)也讨论提出了“人口素质指数”。

因为人口素质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不可能试图用一种方式来揭示清楚。综上所述,作者认为PQLI方法的生命力不容忽视。目前,中国的一些讨论还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新的指数来取代PQLI。因此,继续探索新指数无疑是必要的,但需要提醒的是,要注意数据的可得性和操作的方便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改进PQLI法使其更加实用、准确和符合实际。

动词 (verb的缩写)人口素质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再次提及“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践部门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现代化”被放在了关键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我国提出的“三优系统工程”是实施“人口素质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育。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人口素质”的问题,作者在1991上半年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灵感来源于科学哲学中经常提到的“木桶现象”,即假设木桶的外围是不平整的,那么一个木桶的容量就被最短的木板所限制。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属于两个层面。也就是说,一个是人口素质存量的水平,一个是人口素质潜力开发的水平或者转化的程度。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的问题。因此,中国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才能塑造一种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的素质潜力不断爆发。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口素质投资只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素质投资一般包括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优化环境(生态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