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故事是什么意思?

电影的诞生给讲故事的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曾经依靠抽象符号、口头唱腔、局限于特定时空的舞台剧,阻止了故事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而电影却迅速将一个故事传遍了全世界。电视的出现再次刷新了讲故事的速度和广度,直播把一件事展现给全世界的村民,同时也让他们乐在其中。好莱坞借助电影培育了20世纪最荒诞的神话,纪录片却不愿意承认这个财大气粗的爆款兄弟。为了免俗,它愿意放弃讲故事的权利而放弃,却像孔乙己一样,穿着那身又脏又旧的长衫,坚守着崇高的位置,用“君子穷则已”、“何况”等温柔的话语掩盖着羞涩的现实。

这里我想讨论的是:纪录片需要故事吗?如果有,是什么样的故事?纪录片的故事和故事片的故事有什么异同?纪录片的故事怎么讲?

我想明确一点,这里讨论的纪录片,不是专门用于科学研究的学术纪录片,不是专门为重大政治活动制作的历史档案,也不是专题编辑的纪录片,而是以小人物为观察对象和人文关怀的纪录片,是人类用来沟通、交流和理解的艺术媒介。

我们来看看故事片在中国的变化:

1996宁瀛导演的《警察的故事》从非专业演员入手,大量实景拍摄。

1998期间,张艺谋执导的《一个都不能少》,全部由非专业演员拍摄。

1999期间,贾导演的《小武》大量使用非专业演员,实景拍摄。

这三部电影由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导演制作,但都直接采用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审美形式接近纪录片。而且它的真实性远胜于一些纪录片,虽然这些确实是故事片,而且剧情在拍摄前就已经完成。

故事片自由运用纪录片手法,张艺谋并不担心被“误解”成纪录片。纪录片为什么回避正片?可能有人搬出了纪录片的定义,说“纪录片不能虚构”。是生活没有故事还是纪录片对生活的故事视而不见?

每一条小巷,每一片瓦片,每一扇门,都藏着一个故事。

每一只耳朵,每一张嘴,每一只眼睛,都在传播故事。

想想那些散落在饭桌上,扑克室里,马车里的民间笑话和段子。他们机智幽默,充满激情。生活中故事无处不在,关键在于纪录片对生活故事的处理方式。

纪录片和故事片一样,不是自我表现的故事,而是给人们看的艺术作品。还需要研究观众的心理结构,对讲故事的要求也没什么不同,因为这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欲望。谈到纪录片,美国纪录片导演兼理论家迈克尔·拉比格尔(Michael Rabiger)用了“编剧”这个不可思议的概念:“戏剧感从何而来?我自己的感受来自集体潜意识,这是永恒的人性之一。众所周知,它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动力。我们渴望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和聆听故事。你可以想一想,现有的亚瑟王传说故事改编了多少个版本:故事本身是中世纪的产物,但历经千年,被改编更新,继续给人以乐趣。”既然故事符合观众的心理结构,为什么一定要被排斥在纪录片的高墙之外?

故事片和纪录片在故事的叙事模式上没有太大区别,比如悬疑、细节、铺垫、重复、冲突高潮等。这不仅是故事片的专利,也可以用在纪录片中。一般来说,拍摄侦探故事的纪录片收视率要高于普通纪录片。比如《中国之剑》曾经引起的冲击波,故事中未知的元素构成了人生的悬念。生活故事包含了生活中最常见、最真实的情感形式,包括人物的性格、情感和命运。即使是普通的生活故事也会引起人们的情感震动,因为它投射了观众的情感。不久前,《我们的留学生活》创造了一个纪录片的收视奇迹——对于一些只追随文化引领的人来说,这也许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好看是纪录片的第一原则。这部作品最深的触动是人物故事的生动和鲜活。它没有戏剧性的暴力冲突和传奇般的变化,而是用细节编织情感秘密,因为故事把观众带入了人物的性格、情感和命运,只有触及这些生活的根本元素,才能引发精神上的震撼。无论是大学者还是普通人,情感、身体、形象的对话远比文化交流更直接、更本质,更具有生活美学意义上的审美魅力。就像这样,北方的那努克眼中的纯真和单纯与天真,依然感动着今天的观众。我们的留学给浮躁的千年里对市民麻木的情感器官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在被疯狂的太空、诡异魔幻的武侠、好莱坞的悬疑反复折磨之后,东京的留学生吸引了眼球。

讲故事的方式可以借鉴,但故事片和纪录片的故事情节明显不同:

从故事的真实性来说,专题片可能有事实依据,但可以根据主题和故事发展进行虚构,让生活中松散的故事更有戏剧性;纪录片故事必须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虚构,也不能根据导演的主观意见调整时空关系。埃文斯习惯在拍戏前写剧本——这在今天从事纪录片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要修改,直到扔掉。因为写剧本的人住在纽约,而埃文斯拍摄的是西班牙战场,剧作家从来没有想过子弹会穿过海明威的耳朵,打在后墙上。

在故事的表达上,故事片由非专业演员扮演,故事一般不会发生在演员本人身上;纪录片不能播放,必须是生活中真实的人和事的影像记录。《一个都不能少》的主角甚至和演员同名。魏敏芝演魏敏芝,村长演村长,故事可能是真的,但这并不改变它的故事片属性。如果是纪录片,魏敏芝会拍他做的任何事情,而不是让魏敏芝扮演农村教师。

从故事的设计上,专题片的故事是预设的,拍摄前就知道故事的脉络和走向,结局是封闭的;纪录片剧情不详,甚至当事人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有把剧情的发展记录在时间流中,充满了变化和意外,结局才是开放的。同样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影片结尾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大团圆:电视台带着捐款和教具来到水泉小学,贴近农村小学教育的贫困问题。这就是故事片的处理方式。但在纪录片《山梁》中,陶木格达小学并没有在片尾安排任何人为的结局,因为导演没有能力也无法改变现实——生活总是在发展变化的,谁也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

从结构形式上看,专题片的故事是连续的、完整的;纪录片的故事是零碎的,不完整的。

从拍摄方式上看,专题片是以故事板为基础,有预定的顺序。如果一次不成功,可以再试一次。纪录片是观察,等待,捕捉,一次性完成,不可重塑。

纪录片和故事片在表达人类生活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但如果纪录片放弃了故事,无疑会自动缩小其版图。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教授米歇尔·若曼说,纪录片和故事片是相互包容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在题材和影像表达上享有同等地位,纪录片可以使用故事片的很多方法和手段。虽然‘非故事片’的标题是一个有意义的类别,但它实际上可能会导致我们轻视其想象中的创作因素。所以,认为只有故事片才需要借助观众的想象力、理想化的精神空间、幻想、辨析、时间的逆转和各种逻辑选择,是不明智的。如果你在谈论非故事片时夸大了纪录片的平实和非虚构的特点,你往往无法理解故事片根深蒂固的吸引力的来源。”埃文斯在他的最后一部《风的故事》中把孙悟空、嫦娥、李白和他自己安排在同一个时空里,在技巧上完全突破了纪录片的范畴——也许即使在今天,仍有人对《风的故事》的属性犹豫不决。但我想说,风的故事之后,纪录片的眼界开阔了。

、省略与铺垫、悬念设置、交叉叙事与平行叙事、节奏等。,而故事的核心是情节和细节。现在很多纪录片表现人物状态,没有剧情就没有冲突和高潮,导致节奏缓慢,结构松散,无法引起观众的心理兴趣。无论内涵多么深刻,一部纪录片如果没有审美魅力,就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正如作家池莉所说,“从本质上来说,小说就是小说,首要的是好看不好看。小说就像所有的艺术作品一样,像鲜花、舞蹈、绘画、雕塑。要素是,美不美?是不是吸引了更多人?”纪录片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哲学讲座。为什么不能更好?事实上,弗拉哈迪在《北努克》中一直在使用故事片的叙事方式。纪录片历史学家埃里克·巴尔诺(Eric Barnouw)说,“弗拉哈迪显然掌握了故事片中挖掘出来的‘基本原理’(不像以前的纪录片制作人)。这种发展不仅改变了技术,也改变了观众的欣赏习惯。如今,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连续观看一集(这是人类经验无法比拟的,也是超现实主义完全独有的),已经成为观看故事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无意中被人们接受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弗拉哈迪完全吸收了故事片的手法,但他将这种手法应用于既不是由作家或导演创作,也不是由演员表演的题材。这样既保持了戏剧场景的感人力量,又与真人结合。”

从叙事方式上看,纪录片往往过于形式化,重视抽象内涵,忽视影像的感性和细节的丰富性,突出寓言的特点。它讲故事是为了说明抽象的主题,而不是为了人物的生动和丰满。在这一点上,纪录片的故事性太弱,无法承载强烈的文化感。比如有些纪录片看似追求宏大气势或者文化品位,时间很长,结构很宏伟,读起来却很空洞。究其原因,不是不努力,不专业,而是场景多,生活细节少,没有故事,哲学意义大于审美价值。比如纪录片《风中山林》,讲的是河北一个农民承包荒山的故事。拍了三四年,不算辛苦,剪辑思路和题材都挺宏大的。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主题。但这部作品只有一个大框架,缺乏丰富的感性细节,人物形象也比较贫弱。从根本上说,故事讲得不好。类似的案例在纪录片创作领域是成批存在的,尤其是一些笼罩着很大文化感的作品,怕的是没文化,而不是担心没故事。这是精英意识对纪录片的误导。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写了一本名为《尤利西斯》的书,据他自己说,这本书是写给那些除了研究他什么也不做的人看的。有《尤利西斯》不是一个错误,但如果所有的纪录片作者都像乔伊斯一样,纪录片真的会成为象牙塔里的艺术。

和其他优秀的艺术作品一样,纪录片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细节,是故事最充分的体现。《北方纳努克》中一个小女孩品尝蓖麻油的表情,《李三墓》中女人用铁链将自己绑在树上的场景,《沙与海》中扮演沙枣的场景,《船的世界》中时装秀和指挥的场景,库舒兰及时回到故居的情感,芝麻酱中递烟和老花镜看东西的场景,都很典型。

讲故事,纪录片不逊于故事片。当然,人们可以用故事片的戏剧性、夸张性、荒诞性来暗示纪录片无法达到的虚构想象。而纪录片对真实人物的真实性、生动性、关注度是故事片所无法企及的。人们在看纪录片的时候,也会思考自己未来的生活,会认为主角和自己一样,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呼吸、睡觉、生活。当《我们的留学生活》在京重播时,屏幕下方的字幕告诉观众,片中的主角之一李忠盛刚刚通过了赴日博士论文答辩。影片中李忠盛未能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苦恼和真实新闻的冲击,是观众只有看一部纪录片才能获得的一种感受——片中的人与观众同生共死,遭遇命运,而专题片却无法给观众这样的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张艺谋用纪录片的方式拍摄《一个都不能少》——纪录片的风格更容易唤起人们对农村小学教育的真实印象,这一点在描写农村教育的纪录片中得到印证:《龙脊》、《山梁》、《山村教师徐明宇》展现了中国真实的山村教育,但《一个都不能少》的结局过于浪漫,用想象解决了替代现实的困境。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这些记录真人真事的更真实的故事不如None Less有吸引力?或许故事才是最核心的区别。一个是故事本身的挖掘,一个是故事的叙事策略。关于山梁老师和山村老师许明宇的感人故事,比《一个都不能少》还多。而这些故事的可视性和内在冲突并没有被描写出来,只是单向地展现了山村教师的道德风范和奉献精神,并不能构造故事的动人元素:冲突或悬疑。同时,故事的讲述方式过于死板,比如徐明宇大病一场,女儿失踪的戏剧性细节,却又太慢,无法表达现场的紧张气氛。即使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这种描述也太冷静了——谁家孩子走丢了不紧张?纪录片显然没能记录生活中的真实氛围。

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根本区别不是故事,而是故事本身的真实性和真人真事。如果因为与正片保持距离而丢弃故事,无疑是一个古老民间故事的翻版:为了倒洗脚水,连孩子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