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整个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演变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永葆青春,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就必须密切关注它,深入考察,从中汲取营养,推动自身不断创新。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把握现代西方哲学的来龙去脉,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从西方现代哲学到现代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通常指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哲学,整体上属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对立的,但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哲学不应关注“上帝”,而应关注“人”。人可以也应该依靠自身固有的理性能力(包括经验感知和理性反思)来认识世界。这种理性精神既包含了一种以资产阶级人权思想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又与当时兴起的现代自然科学精神相一致。当时的哲学家通过倡导理性,明确区分了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对象)的世界,把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放在了哲学的首位,导致了西方哲学发展的所谓认识论转向。这一转向克服了古代哲学的朴素性和中世纪哲学的神秘性,对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科学反对宗教的斗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现代西方哲学也隐含着严重的片面性和深刻的矛盾。这首先表现在,原本五颜六色的“理性”日益狭隘和绝对化。现代哲学家用“理性”构建的哲学体系,往往成为脱离现实生活和科学发展的抽象形而上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被视为“科学的科学”,而且被用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其次,由于主客、心物的绝对区分,现代哲学家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二元论。二元论必然导致认识论上与理性精神相悖的教条主义或怀疑主义。因为二元论把主客体分开,主客体的存在被抽象化,成为纯粹的意识实体或自由的物质实体。由此建立的哲学,要么是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要么是机械唯物主义,要么是与人无关的自然唯物主义。再次,虽然现代哲学已经主张“人”是哲学的中心,但是思辨形而上学的倾向使得“人”要么成为没有灵魂的机器,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这些都意味着原本进步的西方现代哲学走向了反面。

早在17、18世纪,一些西方思想家如帕斯卡尔、卢梭、康德就已经揭示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片面性和矛盾性。然而,19的30年代以后,以经济危机的爆发为契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暴露,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理想社会的论点土崩瓦解,现代西方哲学在理论和现实上更加陷入困境。这意味着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必须实现新的重大转型,否则,将无法适应现实社会快速变化的需要,无法拯救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西方资本主义。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反对现代哲学,尤其是反对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日益强大的浪潮,就是这种转变的表现。

现代西方哲学就是在上述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其中,以孔德、穆勒、斯潘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叔本华、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最能体现上述倾向。这两种哲学思想都产生于19世纪早期,并在19世纪中期以后开始流行。实证主义反对把“形而上学”作为世界观,强调哲学要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追求知识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他们被认为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总体上并不排斥世界观的研究,但它认为应该超越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教条化倾向,突破从二元分离出发的认识论界限,转向人类生命、意志和本能的非理性一面,从而重新理解宇宙和生命的意义。他们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人文主义思潮的先驱。由于这两种哲学思潮典型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基本倾向,所以它们在19世纪中期的初步形成,标志着西方哲学一个与现代哲学显著不同的新阶段的开始,即现代西方哲学阶段。

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

100多年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演进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过程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是其转型期,20世纪上半叶是其正式形成期,20世纪下半叶是其批判反思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新旧交融的特点。哲学家一只脚已经踏进了现代性,另一只脚还站在现代性的门槛上。比如,他们大多反对实体形而上学,肯定哲学应该以人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为出发点,但他们往往以另一种形式建构同样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他们对人和他们的世界的解释最终转向唯心主义。开创科学主义思潮的实证主义哲学家把反对形而上学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但他把实证主义方法绝对化,推向所有研究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实证主义哲学体系,实际上是以另一种形式还原了形而上学。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德国、奥地利等国的马赫主义试图克服上述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残余,但他们用来超越心、物、主体对立的要素论和经验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现代哲学的唯心主义。叔本华和尼采作为人文主义的先驱,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他们都把非理性的“意志”作为世界的基础,所以他们用非理性的“形而上学”取代了近代哲学的理性的“形而上学”。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实在论等流派。这一时期出现的哲学,在对相关的传统哲学进行现代转换时,都保留了前者的一些基本前提。

20世纪上半叶,随着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运动的兴起,哲学研究的主题和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反传统的“形而上学”倾向进一步发展,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经历了从近代到现代的整体转型。

从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罗素和摩尔对黑格尔主义的驳斥开始,分析哲学逐渐成为一个显学。然而,分析哲学是一种包含不同倾向的哲学思潮。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提出的逻辑原子主义,维也纳学派提出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在美国形成的逻辑实用主义都属于逻辑分析学派。摩尔创立了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后期维特根斯坦和牛津剑桥学派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两个学派的共同特点是以拒斥形而上学的名义取消传统哲学中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研究,把哲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逻辑语言或日常语言的分析,把一切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把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变称为“语言的转向”。

现象学运动始于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现象学方法。后者抛开了传统哲学中主体、客体、心灵的二元对立,从意识的意向性直接到达事物本身。意向性肯定意识的活动必须指向其对象,但不肯定意识的独立存在。被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莫里斯·梅洛-庞蒂、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接受并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了一股影响广泛的现象学思潮。存在主义哲学家比胡塞尔更明确地要求突破以主客、心物对立为特征的认识论模式,转向揭示存在的意义。因为他们大多是从揭示个体非理性活动的意义出发来揭示存在的意义,所以他们的理论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其他的哲学流派,特别是弗洛伊德主义和实用主义。前者通过心理学研究揭示了非理性世界的存在和意义,后者则明确地把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进入了对现代哲学进一步批判性反思的时期。这个时候,很多流行的哲学流派,大多是从对以前的现代哲学的批判性反思开始,再到对现代哲学的批判性反思。后分析哲学、新实用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等影响广泛的流派大体如此。这种批判性的反思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以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名义,把对现代哲学的批判引向极端,从而彻底否定哲学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意义。另一种是以重新解释现代性(广义现代性包括现代)为名,试图重新理解现代哲学各方面的合理性。前一种倾向往往在20世纪60、80年代以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名义出现,后一种倾向则表现为8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等一些西方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的驳斥。

近年来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各种哲学流派已经从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否定转向与之对话和融合。以西方哲学各流派为背景的“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

总之,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走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从主流看,它们正在超越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走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但西方各种哲学流派都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经常陷入各种矛盾、困境甚至危机。就某些个别的、特定的学校而言,往往在某种程度上进度停滞甚至倒退。所以要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盲从他人。

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大体上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相适应。后者最突出的特点是:一方面,其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在经济、政治等方面不断陷入危机和困境;另一方面,为了在当地生存甚至发展,它必须致力于各方面的自我调节。作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在现实中,它一方面总是处于矛盾和困境之中,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不断的批判和反思走向更加完善的现代哲学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从拒绝形而上学到重建形而上学。

批判和拒斥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曾是划分近代和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甚至把拒绝一切“形而上学”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必须承认,这种拒斥对于摆脱传统哲学的思辨性和任意性,促进哲学和科学领域的思想解放,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相继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越来越发现,如果继续简单地拒绝“形而上学”,他们的理论和社会道德规范将失去必要的支撑点,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理论意义将被彻底否定。这不仅对人类的发展危害极大,而且对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极为不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西方哲学家提出重建“形而上学”。

事实上,除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他们早已提出要重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新“形而上学”,一些具有科学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近几十年来,重建“形而上学”的呼声越来越高。新实用主义、科学实在论等流派明确提出要重建一种“形而上学”作为其哲学的理论基础。

第二,从抽象思辨到现实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现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变,就是从抽象思辨到现实生活。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把转向现实生活作为他们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要回归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存在于世界中”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即生活,其意图之一就是将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然而,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现实生活却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他们大多是从批判现代哲学脱离现实生活出发的,但却以另一种方式走上了类似的道路。比如在科学主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分析哲学,后期使得语言分析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思辨,甚至成为只吸引少数哲学教授关注的学院派哲学。以关注人的所谓现实生活为己任的存在主义,最终因为抽象出人而脱离现实,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有鉴于此,近年来,西方哲学界重新出现了转向现实生活的声音。除了一般哲学研究日益转向实际问题之外,过去被忽视甚至否定的应用哲学也越来越受到哲学家们的重视,涉及现实社会生活各个具体领域的哲学研究,如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经济哲学和技术哲学等,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派哲学家在认识论、方法论等传统哲学问题的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即使是研究抽象的所谓“元”问题的哲学家,也在考虑如何尽可能避免离现实太远。从目前来看,如何让哲学面向生活?西方哲学家仍然众说纷纭,但面向现实生活作为哲学研究的方向,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所认同。

第三,从两极对立到对话沟通。

长期以来,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在西方哲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然而,这两种哲学思想在西方现代哲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上具有* * *相似性,突出表现在它们各自不同程度地超越了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实现了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欧洲还是英美,都有一些哲学家试图将它们结合起来,试图超越它们的对立。例如,法国哲学家莱科不仅试图融合诠释学、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学,而且特别注意学习和借鉴分析哲学的成果。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的所谓“后哲学文化”是超越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的突出范例。尽管罗蒂对哲学的虚无主义态度甚至在西方哲学家中也受到了批评,但他超越两种主要哲学思想对立的思想反映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一种进步趋势。无论如何,现代西方哲学要想从整体上超越和扬弃传统的哲学方式,使哲学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现代社会的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超越和扬弃这两种思潮的对立。

当代西方哲学的对立不仅存在于两大思潮之间,而且存在于每一思潮内部,存在于每一派别内部的不同哲学家之间。近几十年来,这种对立和冲突的局面在某些情况下有所加剧,但毕竟也有一些情况促使人们去融合和超越这种对立和冲突。比如以前被认为不可调和的不同宗教哲学,开始变得互相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基础和理论形态上存在原则性差异,处于对立的地位。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两者相互对话的局面。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新研究、理解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并试图从中汲取积极合理的因素,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哲学家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们离马克思主义者还很远,在政治上和基本的哲学观点上仍然与马克思主义者有原则上的对立,但有些人,包括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哈贝马斯等当代最有声望的哲学家,不仅可以承认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而且承认马克思在100多年前为现代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无与伦比的哲学家。

从整体上看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可以预见,在不断变化的国际背景下,现代西方哲学将发生许多新的变化,给我们带来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解放思想,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各种新变化,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防止西方哲学思潮的强烈冲击可能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即使是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赞美,也要具体分析。总之,要坚持实践的标准,用分析和辨析的方法,梳理和介绍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各种新思想、新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强大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