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有什么文学价值?
《古诗十九首》的分析因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历来见仁见智。许多文章赞同马茂元的观点,认为《古诗十九首》以“漂泊游子之歌”和“思妇之言”为主题,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动乱年代中下层文人坎坷的人生经历,表达了他们的离别相思之悲、短命之悲、知己难遇之悲、悲愤人世之情等世俗情怀,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章儒倩和张其成首先结合刘勰对《古诗十九首》“古诗词的离别饱含深情”的评论,认为江淹的《古诗词的离别》准确概括了《古诗十九首》的主要思想内容,并对每首诗进行了认真分析后,得出了以下结论:1,2,6,8,9,66。第三,11,12叹息时伤害了自己;13号和15号是及时行乐。《古诗十九首》的主题以悼念和离别为主,其中只有两首主张及时行乐。[19]
很多论文侧重于对时代背景的描写,对人物命运的把握,对心理活动的揣测,对“感时悲、相思离别”两个主题所反映的艺术特色的评价,原创性少,陈翔殷多。能够代表这一时期研究水平的论文,已经不满足于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诗歌风格趣味的表面描写,而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对《古诗十九首》作者内心世界的剖析和精神内涵的阐释上来。他们先后提出了人生哲学、人生价值、生命形式、人性回归、精神意象等严肃命题,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研究的特点:回归人性,重视人的生命价值。
《人生哲学》。王立所分析了《古诗十九首》的哲学内涵,它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先行者,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精神和对人生的深刻见解,其深层的心理意识,即对短暂生命的深切忧患意识、危机感和紧迫感,是这种哲学精神的核心。[20]刘启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认为它“真实地展现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历程,表达了他们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表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观被现实击碎和道家消极人生观兴起后的精神空虚,拓宽了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的人生主题”。[21]谢德峰对《古诗十九首》精神内涵的探索是独特的。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如此强烈、密集地表达生死命题,他们面对人生观、人生观、个体生命所做出的人生选择,体现在他们敏锐的时间感、秩序感和恐惧心理上;人类在永恒的时空框架中的渺小和无助所产生的漂泊感和虚无感;对个体生命死亡的清醒而痛苦的认识和沉思成为了诗的主旋律,使个体生命意识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成为一个世纪的主题曲。[22]
《生命价值论》杨德贵认为:《古诗十九首》是一首深刻的生命之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代人的先声。之所以能产生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是因为它以“人”为主题,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索。诗人重视生命的价值,积极体现生命的价值,在珍视生命的存在中渗透着一种对生命意识的深切焦虑。中国文人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汉末魏晋时期。古代文人突然意识到个体生命的短暂和人生的沉浮。《古诗十九首》是这种生命意识的典型表达。他们从自我的角度寻求人生的价值,具有深刻的人生内涵。[23]总之,“生命价值”、“生命意识”、“人性回归”、“人文精神”等问题一时成为热门话题。江、张震龙、都参加了讨论,并对某一方面提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生命形式论》。郭在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时,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但可以通过增加生命的密度来弥补”。[24]这种说法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许多论文中。宣礼华两次撰文深入剖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他们独特的抒情方式,自始至终充满了文人特有的沉郁心境,我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感受到的是一种与当时主流文化相悖的独立话语,或者说是作为一种通过不知名的文人群体独特的生存方式来弥补遗憾的生命长度,并外化为各种抛掷生命的状态。酒与美,宴与游,构成了《古诗十九首》作者探索人生,及时行乐的人生形态。他们在失意的人生中营造出一个独特的精神避难所,对生命的无常与短暂的忧虑最终化为烛光下游泳的生活状态。[25]
《心理意象论》。在古诗的字里行间,在诗人的心中,安吉透过抑郁颓废的表面,看到了一群苦闷迷茫的追求者的不懈形象,感染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深深眷恋。安吉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中华民族精神现象史增添了新的品质,塑造了自我觉醒的全新精神形象,诗人探索了新的人生价值。从生命价值的哲学高度重新审视永恒的宇宙、短暂的生命和生命的意义。[26]与心理意象理论类似的,还有心理孤独理论。从诗人“生活在异乡的特殊语境”中,刘方喜把握了他的女性思考诗的真正含义,并分析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远离家乡的物质空间的漂泊者。在精神层面,他们也失去了精神家园。《古诗十九首》是作者因精神上不被接受而失去身份感和家园感的真诚吟唱。[27]刘泽明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一种沉重的孤独感。这种时空和世间的孤独感萦绕着每一个诗人的内心,在每一部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来。古人之所以处于焦虑状态,是因为对自己的前途和社会命运感到迷茫。他们想通过爱情、友情、亲情、乡愁,吃喝、做梦、死亡,清醒、疯狂的诗歌来解决,最终唱出了这首永恒的绝唱。[28]
“吃喝玩乐”。《古诗十九首》中“及时行乐,及时行乐”的思想,曾被批判否定,说是没落阶级的颓废哲学,追求财富,享受长寿,抒发个人恩怨,离愁别恨的感伤情调。马茂元批评的阴影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挥之不去。因此,学术界一直采取低调的态度,谨慎对待。或者干脆用“消极颓废”来概括,或者避而不谈。80后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持否定态度,认为古诗作者对自己的人生观没有把握,不能盲目推崇所谓的“真情实感”。我们应该深入分析这些诗歌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不要模糊时代和阶级的界限。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逐渐摆脱偏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双重性。他们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客观宽容的态度,辩证地分析和评价了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和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对自身生命意义和个人命运的重新发现、思考、把握和追求。王立所认为享乐主义思想无非是对幻觉的肆意放纵,其背后真实的是意识觉醒后人体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在觉醒时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中,享乐思想也应被视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生命是有限的,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珍惜生命。因此,他们试图增加生命的密度来弥补短暂的生命,在生命的密度和自身的光亮中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29]郭也指出:诗人既不同情人生的短暂叹息,也不希望超脱于物而呼唤神灵。他们要追求世俗的享受,而这种享受是有道理的,因为诗人不愿意把生命浪费在为生命担忧上。[30]罗和非常直率地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古诗十九首》是对一种新的生活观念的宣传,各种“吃喝玩乐”的表达,充满了对生活的强烈眷恋和无奈的心情。诗人旨在从客观出发,建立一种享受生活、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这是诗人推崇的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31]
(3)《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一个中下层文人,文化修养很高,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感受。他在艺术上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营养,在表现方法上接受了《诗经》现实主义和《离骚》的优良传统,在作品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诗的典范。许多论文从艺术形式、创作态度、抒情方式、修辞技巧等方面总结了《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倪启新把《古诗十九首》的风格概括为:意境浅显,比喻富于想象,描写手法配景,如平实的语言,融为一种直抒胸臆、真情流露、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32]
抒情方式。古诗十九首,以浅表深情,以短语长情。潘小龙结合具体章节,对《古诗十九首》中的“婉转附物,忧情”进行论述,并加以引申和具体化。他认为“外在的写作方法,如长时间的模仿、远距离的倒影、交叉的唱腔、用笔的逆向运用,达到了‘点醒、点透’的艺术效果”。[33]刘跃进指出,《古诗十九首》呈现出一种低反应的美学风格,它根据情感起伏的节奏来剪裁诗歌思想,让读者从四面八方了解诗人的感情。抒情方式呈网状、复合式,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34]总之,真情实感是抒情诗的灵魂。许多作者从抒发真情实感的角度来审视《古诗十九首》的爱情、友情、人生,认为诗人向往真挚的爱情,向往真挚的友情,追求真实的人生。在清新优美的诗句中,在深情感伤的意境中,他们呼应着人间真情之美的主旋律,闪烁着诗人的光芒。
审美风格。探究《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审美特征和审美意象已成为研究热点。邓发表了两篇从美学角度研究《古诗十九首》的论文。他认为《古诗十九首》准确而深刻地概括了生命现象的本质,体现了“美即生命”的精神。它不同于韩大夫对生活的超脱,而是与生活相统一,在表现生活之美时,创造了艺术美,达到了生活美与艺术美的统一。并总结出《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的真美、深邃质朴的自然美和意境的整体美,对中国诗歌美学有着不容置疑的积极作用。[35]盛叔平在《古诗十九首》中总结了反复变化的韵律美和工整规范的形式美。这“五美”是对《古诗十九首》审美意蕴的全面概括。刘迪对其诗歌中的动物、人物、时间、空间等九个典型意象进行了审美审视,发现诗人当前的所有意象都成为诗人心灵投射的对象,并深深地烙上了诗人主观感情的痕迹。从意象和诗歌中呈现的情感氛围,可以看出诗人的灵魂。[36]
语言特征。《古诗十九首》的语言风格体现在高度概括、富有表现力的完美语言上。具有乐府民歌质朴自然的优点,质而不野,浅而不露。许多论文反复重复并高度赞扬了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情感表达。赵敏丽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把《古诗十九首》独特的艺术风格概括为:它是真挚的艺术,是文人抒情诗的典范。既有乐府歌谣的纯真,又有文人诗词的飘逸,但又不过于粗犷,不过于雕琢。它们简单而自然,纯净而神秘。在追求畅通无阻地表达思想的过程中,他们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文化素养融入所有的情感之中。[37]
(4)《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近20年来中国文学史上讨论这一问题时,大多将其与《诗经》、《楚辞》和汉乐府民歌相比较,或着重比较其社会生活的深度,或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基础、政治思想和文化氛围;或者评论他们的创作情况、语言特点、艺术风格等。综上所述,《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一是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产生做了准备。二是汉代由民间文学向文人创作繁荣过渡的重要转折点。第三,它把五言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第四,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和成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叶友明的结论是,《古诗十九首》是中国诗歌从“言志”到“缘情”,从叙事到抒情发展的开端。《古诗十九首》自由开放地抒发个人情感,为中国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描写领域。它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写实创作方法和比兴体系。[38]赵敏丽认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形式上为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也开创了文人五言诗雅俗共赏的新风格。这种抒情诗歌的艺术模式为魏晋六朝诗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张雅欣具体论述了《古诗十九首》对建安诗歌繁荣的启示、示范和推动作用。从体裁上看,它为建安文学迎来典雅五言诗的黄金时代做了准备,其面向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直接开启了魏晋文学的先河。[39]
综上所述,20世纪的《古诗十九首》研究是继承、发展和创新的。但也可以看到,重叠重复研究很多,很少有独特的、有重大突破的。尽管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成书年代、思想内容、表现主题、艺术特色等方面仍有许多研究课题。如对《古诗十九首》的人性回归、生命意义、时间意识、时空感知等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21世纪的《古诗十九首》研究,曹旭提出了一些明确而具体的建议:首先,收集隋树森没有收集的资料(各种选录的古诗、后人的诗词、古诗评论、各种专著等。)尽量;二是材料的整合,结合诗歌的意象层面、意义层面、风格层面、风格层面;三是更新观念,丰富研究方法,开阔视野。[40]我们相信21世纪的研究者将会继往开来,开拓进取。
从而使《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呈现出新气象。
参考:/25473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