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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的构图与图像处理
摘要:《清明上河图》真实再现了北宋都城汴京清明时节的繁华景象,是一部伟大的写实绘画艺术珍品。作品不仅内容丰富,形象生动,而且画面中的建筑布局和人民生活劳动为后人研究宋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影像资料。因此,作品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研究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其作品构图和意象的分析,揭示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规律,从而帮助人们提高对绘画艺术的欣赏水平..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一幅丝绸卷轴,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清明上河图是当时的民俗,像今天的节日聚会。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大致分为三段:第一段是城郊山水画,第二段是汴河,第三段是城市集市。一是汴京郊外的场景,农民在地里耕作,有钱人扫墓回来。途中,驮队、搬运工和乘车的人匆匆进城。接下来是最精彩的部分——汴河。汴河上的拱桥像一道彩虹。桥上行人如潮,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桥下船只争奇斗艳。许多小情节非常有趣,如一匹受惊的马在桥上造成危险,驴子受到惊吓和好奇的人观看。然后描述汴京的市场。汴京,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处都是衙门、住宅、作坊、饭馆,房屋散乱,街道繁忙,宗教多样,应有尽有,繁华热闹。画面随后展开平静的场景,张弛有度,张弛有度,形成有趣的对比和节奏。画家通过对汴京建筑、商业、交通运输的描写,再现了北宋都城的繁荣与发展。画中有550多人,60多种牲畜,20多艘木船,30多个亭子,20多辆手推车。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在历代古画中并不多见。画中的每一个人物、场景、细节都安排合理,疏密、简约、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当,做到繁而不杂,更不乱,充分显示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和较高的艺术修养与表达能力。《清明上河图》是我们熟悉的写实绘画艺术的一大瑰宝。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等丰富的影像资料,而且具有很强的历史文献价值。而且作品独特的构图和艺术形象处理也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构图是绘画创作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中国古代画论中,构图常被称为“商位”。对比构图与苦心经营的商业运作,可见中国古代画家对绘画构图的重视。由于中西方观念的不同,中西方画家在绘画创作中对构图的理解和运用也存在相应的差异,这也导致了绘画作品这种“时空图式”的不同文化品质和审美特征。正如我国美学大师宗白华所说,“中西绘画最显著的区别是画面上的空间表现。”在作者看来,画面空间表现不同的原因正是因为构图处理的不同。受科学观念的影响,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绘画主要采用“焦点透视法”(也称中心透视法),画家们力求用科学的手段创造出一种有触觉的立体感和真实的空间。由于“焦点透视”法的限制,西洋画画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多表现生活中的暂时瞬间,画面集中、固定、简洁。相反,中国的绘画从不把科学放在第一位,画家表现的是对客观事物的整体感受。画家可以用“散点透视”的方法,把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环境的内容同时表现在同一个画面中,着重表现作者的主观印象。因此,画面具有主观性、连续性、超越时空、追求平面性等艺术特征。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构图上非常经典的例子。
塑造“艺术形象”是艺术创作的主要目的。《清明上河图》塑造的艺术形象丰富生动,甚至引起很多人将作品形象与现在的真实形象进行比较,试图根据画面来考察古代汴京地形、风貌和当时的生活习惯。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艺术创作的规律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作品中最真实的形象,都是艺术家夸张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是“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清明上河图》中丰富的场景、道具、人物等等并不完全真实。像电影一样连续的画面、多变的节奏、众多的意象,都凝聚着艺术家艰辛的创作,是艺术家在情感的支配下,运用艺术的构图方法和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对当时现实生活的解构和重组。
《清明上河图》不是水墨戏曲的小品,其创作过程必须遵循大型场景画创作的规律和方法。首先要有制造话题和立意的冲动。早在唐代,“意笔为先”已被视为绘画的“操作标准”。张择端“久居汴京”,“尤爱舟行、小桥流水、乡间小道”。显然,他选择《清明上河图》这一题材进行艺术创作是合理的。但生活不等于艺术,如此广阔的场景,如果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必须有精心的构图安排。早在隋代,詹子谦的绿色景观就是“千里之外”。北宋初,李成巧妙地运用千里缩尺法,在尺幅上画出千里风光。五代顾衣的《韩熙载夜宴图》像漫画一样,利用“散点透视”的原理,将不同的生活场景统一在同一个画面中,开创了中国绘画的画面构图规范。这种传统方法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如当代名画《山河真多》、《黄河万里图》、《长江民俗图》等。张择端也一定是用这种方法画出了《清明上河图》这么长的杰作。
千里之外,根据整个画面构图的需要,要删除很多局部场景,有的场景要移动十代,甚至根据画面的需要,或者在真实场景的特征中艺术地再创造场景形象,达到画面完美逼真的效果。在南北朝时期,有“严复画家”实际上寻求宽容。而且古人的画也不是在城、州、标镇、洪水泛滥的情况下。基于形是一体的,神是动态的,心也是变化的论述,科学地指出绘画和地图对景物的处理方法完全不同。分析《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布局,正是为了容势,不规划都市圈,规划沉浸流,是基于形与神的融合。
张择端的别出心裁,在内容安排上,层次分明,堪称完美。“当你打开它的时候,你会把一切都聚集在一起,当你关闭它的时候,你会连接整个身体。”。农村平原、郊区、虹桥河城、市区“有一种集中在一件事上的倾向”,“密度不过分拥挤,稀疏不过分空旷,不能增加什么,不能减少什么,就像铸造一样自然。画面从乡村到城市,内容从简单到复杂,笔法从疏到密,意境从静到动,形成了整幅画面的基调。在跌宕起伏的安排上,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特别注重内容转换的三个节点:郊区城市交汇处的柳林、虹桥、门楼,这是画面中最精彩、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因为作者用艺术的手段在银幕上表现了许多不同寻常的现实主义形象,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热点。
安排柳林作为整个画面前半部分的重心,完全是构图的需要。画家以高超的技巧和丰富的情感描绘了柳树。几棵老柳挺立交错,像英雄一样翩翩起舞,重叠摩擦画出老树干,密密麻麻的缆绳画出枝繁叶茂。柳林之上两排柳树冲出画面,一群野餐的人还意犹未尽。轿子上装饰着杨柳和鲜花,轿前赤膊的人们拿着扇子追着飞奔的马(或牛)回城,充满了欢乐和激情;一群徒步者,穿着整齐端庄,正从柳林下面的道路离开城市,预示着奔波的辛苦与无奈;树林里藏着一家茶店,一个小孩在老人的看护下努力行走。宁静充满了家庭乐趣。柳林密笔重墨,与疏林田园相比,十分醒目。一行或两行人形成视线交叉,杨柳林成为交叉结节,成为画面的第一个高潮。但在三个重心中分量最轻,墨色浓而不挤,趣而不吵,适中醒目而不刺眼。
虹桥位于画面的中心,是三个重心乃至整个画面的核心。画家没有用大面积的浓墨重彩来营造简单强烈的视觉感,以达到引人注目的效果,而是采用了活动场景、精心安排和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的综合方法来突出这个重心。
画中的人物最引人注目,而动人的人物更能吸引观者的注意力。在画面构图中心的虹桥位置,画家画了一整座桥,全是各种身份和动作的人,造成的视觉冲击是如此之重!但画家还是觉得不足,在桥下布置了两条船,形成一个十字,让这部分更加饱满,变化多端。一艘船从桥下探出船头,另一艘船即将破浪过虹桥。船工们紧张的操作着,场面异常惊险,引得桥上和岸上的人们纷纷驻足,争相观看。有人在指指点点,有人在尖叫,船、桥、岸连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整体。这是视觉的中心。所有的船只都指向这个中心,所有的人、牲畜、房屋都通过道路与这个中心相连。再加上对贫穷对象的详细描述,这部分在整个画面中刻画的淋漓尽致,成为最精彩的核心。
框架最后重绘的是塔楼部分,位于市中心和河流贸易区之间。画家巧妙地运用动与静来突出这一部分,在构图上突破了天地,使塔的造型蔚为壮观。瓦顶、飞檐、拱门、门窗、台阶、栏杆、城墙、门洞都用粗重的笔精心绘制,密密麻麻的柳树和杂树从河堤、土墙环绕着城楼,显得凝重、神秘、严谨。城下喧闹繁忙的通衢和主席台上只有一个人无所事事、俯视的对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氛围。
塔的处理是画面整体布局的需要,与前面的柳林、中间的虹桥形成强弱呼应和对比。后世《清图》的许多作品佐证了史籍,大多将城楼画成三门并行的结构,大门口的江边罗列了许多水榭、画廊,如织游人,使这部分在画框中占据了很大的面积,构图极为复杂,削弱了虹桥作为中心的突出地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出于画面整体构图的需要,画家将三个重心作为艺术符号来对待。它们就像三个强音,让画面成为一个完美的曲调,优美的起伏。把真实的场景复制到银幕上,显然达不到这种符号的完美,所以作品中的形象就不再是生活中的真实场景,而是艺术家别出心裁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它们具有宋代汴京城郊与城市过渡地带、汴河的人行桥、城楼等特征,面貌与真实景物极为相似,但绝不是生活的原始版本。
从画家对三个重心的处理中,自然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运用艺术规律,巧妙地处理重心之外的乡村、河流、道路、街景。画面的每一部分也不是照搬实物,而是浓缩、提炼、艺术化的重新组合。难怪日本的“本田先生仔细查了其他河流的走向,道路和街景的顺序等。,而他还不明白这是在汴京的什么地方。”为了完善构图,画家可以让汴河不流入市区而向东折回。猪、土墙、雄伟的城楼,可以组成一座城门,具有宋代汴京的综合形象。可以用一行人扛粮袋卸船来暗示河边的官仓区;也可以用孙杨店代表70多家主力店;代表上万家店铺的一万只脚...中国传统文化允许艺术有合理的想象和虚构。比如戏剧里四个兵可以代表百万大军,诗歌里可以有“白发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夸张...即使是像《史记》这样的纪实文学,也能看到虚构和想象,比如鸿门宴的勾心斗角和紧张描写。《清明上河图》也用艺术语言向我们传递信息。我们不要把画家的笔墨或者诗人的语言看得太死,太狭隘。一件艺术作品是由一种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用一种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察和欣赏它。
当然,毫无疑问,要完成《清明上河图》这样宏大场景的作品,必须使用大量的材料。这其中有画家长期生活经验的感受和积累,有心中印象深刻的形象,有生活场景的实物素描。新藤武弘先生在研究《清明上河图》中众多生动的场景时,甚至仿佛看到了“张择端先生在柳树下写生”。生活中有成千上万种形状,比储存在一个人头脑中的物质丰富得多,生动得多。忽视现实生活,盲目想象,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必然是观念性的、僵化的。艺术高于生活,但都来源于生活。《清明上河图》在观者面前的场景效果异常真实、生动、传神,说明画面的大结构虽然是艺术组合,但每一个具体的造型背后都应该有物体的影子。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仍然可以根据画中的形象制作几乎一模一样的虹桥、塔、车、船和房子。画家巧妙地运用艺术创作手段,将生活的真实与画面的真实完美结合,这就是《清明上河图》不朽之作的秘诀。
参考资料:
[1]宗白华:《美学行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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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图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