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文中，作者发挥得很好。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我们深信，合格的学者也会支持这一观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信任标准不同。一些头脑敏锐的学者，在仔细推敲中国古代经典的时候，会发现字里行间有很多拐弯抹角、模糊不清的地方。他还会发现，中国人对西方人的率直有一句很有意味的话:“率直而不慎重，变得粗鲁。”《论语》中儒家哀与孔子的故事，对西方人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儒家学者根本不懂。下面这段话选自理雅各的翻译:“儒贝想见孔子，但孔子借口生病拒绝见他。”但使者一出家门，孔子就摘下竖琴，边弹边唱，故意弄得孩子们听了心酸。“孔子不想遇到如艾这样的人，就用中国的方式解决了。
孔子的做法后来被孟子模仿。孟子在某国被请到宫廷做客，但他希望国王给他第一次被召见的荣誉，所以他无法从疾病中走出来。第二天，为了表明这只是一个借口，他去别的地方见国王。陪同孟子的官员就孔子的上述行为在夜间与孟子进行了长谈，但讨论仅限于礼仪和惯例，并不存在为了方便而说谎的道德问题，也没有证据表明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现代孔子弟子在给学生解释这一段时，并没有超出上述讨论。
在保存古籍的本能方面，古代中国人远远高于很多国家的当代人。虽然他们的历史很长；但它包罗万象。许多西方学者似乎最推崇中国的历史，他们的话语中往往透露出过度的信任。维也纳大学教师基地？辛格博士在7月份的《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1788，其中有一段话:“科学考证早已被认可并日益证明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真实性。”比如最新一代涉猎最广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理查德·芬恩发现，他们一方面在记录历史事件时有着忠诚的精神和探索真相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和外交谈判中又充满了谎言和欺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准确记录历史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以特定的顺序和比例描述事件；第二，根据一定的精神和动机分析。解释事件。一些广泛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认为，从前者来看，这些历史著作无疑大大超越了写作时代；从后一种观点来看，他们绝不像辛格博士认为的那样谨慎。我们不评论不知道的事情，只是希望人们关注一个民族沉迷于谎言，同时又能培养出尊重事实的历史学家，这就算不是史无前例，也是绝无仅有的。强烈的爱或恨歪曲了其他国家的历史。他们不在中国工作吗？在世界其他地方行得通的东西会在中国行不通吗？
不仅儒家思想本身有很大缺陷，孔子也没有严格尊重历史事实。理雅各博士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圣人生活中的瑕疵”上，而是把重点放在孔子编纂《春秋》时对史料的处理方式上。这本书记录了鲁国234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孔子死后的两年。下面这段话引自理雅各博士在其多卷本《中国的宗教》中发表的《儒学讲座》:“孟子视《春秋》为孔子最大的成就，说它的出现使叛贼闻风丧胆。作者自己也说了同样的话，还说世人认识他，诽谤他。”但是当孔子讲到世人为此而诋毁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内心是不是充满了疑惑。其实这本书不仅极其简单，而且含糊不清，具有欺骗性。《春秋》出版后不到百年，公羊对其进行了修订和补充，称《春秋》为“尊者讳，长者讳，圣人讳”。我在《中国经典》第五卷中指出，“讳”包含三层意思——省略、隐瞒、篡改。对此我们能说些什么呢？.....经常想快刀斩乱麻，干脆否定《春秋》的诚意和真实性。但是孔子生活在他记录的时代，他把历史和他的笔法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外国学习者采取了曲解的方法，以至于看不到大圣不尊重史实的缺点，中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都不会可怜他，也不会同情他的苦恼。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一直提倡真实性，但《春秋》使他们的同胞学会了在可能损害帝国或圣人声誉的情况下掩盖真相。
我们看到，那些声称中国历史真实的人，只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只存在于历史的记述中。当然，不可能证明中国所有人都说谎。即使有可能，我们也不会那样做。当中国人民的良知觉醒，他们开始关注他们的信仰，他们将提供最有力的证据。当他们谈到自己的民族时，我们常常能听到，就像海南岛的领导说的，“我们一张嘴，谎言就诞生了。”但是，对我们来说，中国人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为了撒谎而撒谎，为了撒谎以外的某种利益而撒谎。巴伯先生说，“他们不说实话，他们也不相信。”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学过英语，希望在拜访作者的朋友时学习“你在说谎”的英语表达方式，以增加词汇量。朋友告诉他，这句话最好不要用来说外国人，不然肯定要挨打。这个年轻人对此毫不掩饰地感到惊讶。他觉得这句话就像说“你撒谎了”一样，不会伤害任何人。库克先生在1857担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时说过，西方人讨厌被称为骗子。“但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也不会生气，也不会觉得受到了侮辱。他没有否认这个事实，只是回答说:‘我不敢对大人撒谎’。说一个中国人是骗子，现在正在撒谎，就像对一个英国人说，“你是一个俏皮话，我保证你的脑袋里现在充满了可怕的俏皮话”。
中国人通常说话不守信用。虽然还没到作伪的程度，但他们说的几乎都不是真话。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获得了全部的真相。即使有人找你帮忙，比如打官司，他想让你代理，你还是会发现他对你隐瞒了重要的事实。这显然是推诿的本能造成的，而不是故意的，虽然受害者只能是他自己。无论从哪里开始，整件事直到最后都不会水落石出。更了解中国的人，不要觉得听了一方的说法就掌握了全部信息。他更喜欢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和其他情况结合起来，最后找一些他最信任的人再去调查那些说法，再去判断事情的真相。
缺乏诚信，再加上猜忌，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经常聊很久，却没有聊到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人不可理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虚伪。我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总觉得他们的话语背后隐藏着更多。所以，当一个中国人走到你面前，贴在你耳边，神秘地告诉你一个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一些事情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情沉重。你无法确定他说的是真话还是诬陷那个人。你永远无法保证中国的最后通牒真的是最终决定。对于商人、旅行者和外交官来说，这个容易解释的命题包含了许多令人不安的因素。
一切事情的真正原因几乎是不可预测的，即使知道了，也不能确定是真的。每一个中国人，即使没有受过教育，本质上也像一条狡猾的鱿鱼。当他被追踪的时候，他可以立刻吐出大量的墨水，让自己退到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你在旅途中被拜访，向一些想要开发新土地的穷人要求捐款，你的仆人不会简单地说:“花钱不关我的事，跟你一样。”而是“笑得像个孩子”说明你包里的钱只够自己用。这样，就不能捐了。我们也很少发现一个看门人会像外国人对待他一样，对一群中国人说“你们不能进这里”。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一进去，他就把狗放了。
中国很少有人能自觉信守承诺。这与他们被误解的天赋和时间观念淡薄有关。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都会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一般中国人被指责爽约，都会说这个约会不重要，重要的约会他总会守约。如果你谴责他的一个缺点，发誓改正，它就会像流水一样从他嘴里涌出来。他承认错误是全面的——其实是太全面了，除了功劳你也没啥可指望的。
有一次，一位中国绅士被雇来抄写和注释一些格言。一番古训之后，他解释说，你不能马上拒绝别人的要求。相反，即使你实际上并不想帮忙，你也应该表面上同意。"推迟到明天，然后，另一个明天，使请求者得到安慰."负债的人一般用这种方法。谁也不能指望一次就把债要回来，债务人也不会失望。债务人会发誓下次一定还。然后下一次，下一次。
最能说明中国人虚伪的是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态度。孩子从小就学会不诚实，孩子自己和老师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孩子还在牙牙学语、模模糊糊懂事的时候，大人就告诉他，如果他不听话，藏在大人袖子里的妖怪就会出来咬他。外国人经常被比作不知名的怪物，这更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经常骂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对我们有一种模糊的恐惧。等他们长大了，一旦意识到我们并不可怕，只是可笑而已。他们怎么能不把我们哄到街上呢？
司机拉着老外，后面跟着一群尖叫的顽童。他被激怒了，冲着他们大喊要抓几个绑在车后面拖死。这种情况下船工会吓唬他们，用开水浇他们。“我要打你”“我要剁死你”之类的话，对懂点东西的孩子来说，相当于“别那样”。
如果中国人想假装“有礼貌”，他们必须掌握大量的词汇。它们可以显示说话者的谦逊和倾听者的高贵。一个“有礼貌”的人提到自己的妻子，如果一定要称呼他，就会说“谦敬”或者其他类似的优雅的礼貌称呼。农村人虽然不是高雅语言，但也能抓住“礼”的本质，把和* * *闹僵的伴侣称为“臭婆娘”。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可以恰当地说明他们注重礼仪的特点。一位客人穿着他最好的衣服，坐在客厅里等待他的主人出现。一只老鼠在横梁上玩耍，把鼻子伸进了横梁上的油箱。客人的突然到来吓了老鼠一跳，它转身就跑。结果它打翻了油箱，砸到了客人，华丽的外衣立刻沾满了油。正当客人气得脸色发青时，主人进来了。一阵寒暄之后，客人解释道:“我来到你家，坐在你的房梁下，不小心惊扰了你的老鼠，你的老鼠走了，你的油桶掉在我的冷衣服上，真让你见笑了。”
不用说，很少有外国人能以中国人的方式娱乐中国人，这需要长期的锻炼。主人赴宴时，要热情地向一群客人鞠躬，并温和地问候:“请坐，用餐。”或者把茶杯举到嘴边，环顾四周，郑重其事地对客人说:“请喝茶。”更不能接受的是在不同场合“磕头”“磕头”表达“我能，我会，我能，我必须，我应该”(视情况而定)“拜倒在你脚下”。偶尔插一句“我该叫，我该死”之类的话，说明礼仪不好，小细节被忽略。或者，骑着马，半路遇到熟人，停下来对他说:“我下来，你骑。”我不管你要去哪里，也不管他的行为是否合理。即使是最没文化最无知的中国人，也经常摆出邀请的姿态，逼得最没有同情心的西方人不自觉地佩服，因为别人会，他不会。我们在各种场合不断看到的小礼仪，是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奉献，减少了社会摩擦。如果他拒绝作出这种奉献，他将受到惩罚，因为他已经误入歧途。如果司机停下来问路，如果他忘记脱下辫子，他可能会被指错方向，此外，他可能会受到侮辱。
判断什么礼物最合适，在东方，这也是一门学问，其他国家可能也是这样。对于收礼的人来说，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有些东西是不能完全接受的。如果外国人在这方面自己做主，肯定会做错。一般情况下，人们应该谨慎对待礼物，尤其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哪怕是生儿子这样的喜事，也要小心。“我害怕希腊人，即使他带礼物来。”这句谚语在全世界都有永恒的生命力，在中国也是如此。送礼的背后总有文章，像中国的歇后语“老鼠拉铲，大头在后”，或者换句话说(本质上)，索取的回报比付出的多。
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意识到送礼的虚伪。我们很幸运，熟悉送礼的所有细节。为了表示对几位外国人的尊重，一个小村庄为他们了一出歌剧。当然，大家都知道外国人应该设宴答谢。但村民拒绝了，要求他们捐一笔钱，哪怕是一点点，可以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在这个村子里，他们做到了。此后不久，另一个村子被洋人的救荒医疗精神深深感动，纷纷派代表邀请他们看戏。这些村庄知道邀请肯定会被拒绝。当每个代表听到被拒的消息时，脸上都露出同样悲伤的惊讶，然后都转向了捐赠的问题，这还是公共设施。每一个都是点到点，不做任何进一步的表示。
这方面困扰的不仅仅是外国人。当中国的富人不幸遇到喜事时，他们的邻居会用不值一提的东西来祝贺他们，比如给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个不值钱的玩具，但主人必须举行宴会来感谢他们——在中国，这总是一种恰当的方式。这时，即使是最不了解中国的人，也会赞叹中国格言的精妙:“食己者，食泪者；吃别人的，吃汗。”主人也被迫装出真诚欢迎的样子。为了不丢面子，所有的愤怒都憋在肚子里。丢脸比丢饭更致命。
这说明中国人的很多举动都是故意为了“面子”而做出的。受雇时，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大部分礼仪只是一种虚伪的礼貌，尤其是在大城市。通过比较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和私人场合的行为，很容易发现这一点。据说有一位中国绅士，在他的外国主人家里，一直被认为是礼仪的典范。但如果在北京街头遇到主人，他会怒目而视，仿佛要“杀了他”，因为如果和主人打招呼，他会让别人看出，这位读过不少诗书的绅士，某种程度上是靠野蛮的外国人谋生的——这种情况虽然众所周知，但表面上是不能承认的，尤其是在公开场合。当几个中国人进入房间时，他们只向房间里的中国人敬礼，完全无视其中外国人的存在，这是非常正常的。中国老师会夸他的外国学生听力准确，发音完美，语言接受度很快会超过其他学生。但同时这个学生的一些奇怪的发音错误也会成为这个老师和同事之间的笑话。一般来说，聘请来教中文的老师，自然被认为是最有权利决定自己中文发音是否正确的人。
另一个可以说明中国礼貌的肤浅和虚伪的现象是，他口头上承诺，实际上不做。礼物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好处，送礼的人也没有气馁，因为早就知道事情可能做不成，但是送礼人的面子还是保住了。同样的，如果你在酒馆里和老板发生了关于付款的争执，你的司机可能会出面调解，决定由他来支付不足的部分，然后把手伸进你的钱包。如果他自己掏钱，最后的账单还是在你头上。如果他必须自己支付催款，他会说:“你能指望参加葬礼的人一起被埋在坟墓里吗？”
尽管口是心非，但中国还是有很多人是真正谦虚的。但是，肯定有很多人，无论男女，他们的谦虚都是装出来的。当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有些想法难以直接表达时，他们就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来间接表达。但这些优雅的人，一旦被激怒，甚至可以骂出最难听的话。
虚假的谦虚和虚假的同情都是由空话组成的。但是，中国人不应该为此受到指责，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来长期维持对这么多人的同情。最恶心的不是空洞的同情，而是假装同情死者时欢快的表情。巴伯先生提到一个四川的苦力，看到两条野狗在纤道上吞尸，笑得停不下来。梅杜斯先生告诉我们，他的语文老师听说他的好朋友死的很搞笑就笑了。最爱的孩子去世，长期的悲痛会让父母变得麻木，这和上面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沉默的悲痛和粗暴的愚弄他们对人性的自然感受是有巨大区别的。
如上所述，西方人和中国人已经有了几百年的贸易往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商业信誉得到了多次验证。为了不使结论显得毫无根据，我们应该举一些例子作为依据。这里有一个例子。汇丰银行经理卡梅伦先生在告别演说中说:“我讲过西方商业集团的高标准贸易原则，在这方面，中国人一点也不落后。事实上，没有人能像中国商人和银行家那样迅速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但为了表明我有足够的理由得出这个有力的结论，我可以告诉你，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银行和上海的中国人做了大量的生意，总金额达几亿两白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违背诺言的中国人。”对这篇演讲最好的评价，可能是三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这家银行在香港的一个买办，使银行在亏损、不保的情况下，一年盈利百万。
我们不知道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中，零售和批发是否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为了让我们的思考更全面，我们真的应该考虑一下，上述结果对中国人惊人的责任感有没有影响——这是西方人应该努力学习的优点。当与西方人做生意时，中国人可以通过信守承诺获得最大利润。因此，毫无疑问，我们自然要获得中国人民的最大信任。然而，长期而广泛的观察只能证明，中国人的商业活动是这个民族信用缺失的最大例证。
一位聪明的学者写了一篇非常有趣的论文，认为中国人的普通商业活动只是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活动。总的来说，这两个人的关系就是雅各和拉班的关系，或者像中国说的，铁刷碰上铜盆。大家都知道，让一个孩子做生意，其实就相当于毁了他。假秤、假尺、假钱、假货——这些现象在中国都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一些招牌醒目的大品牌告诉顾客，我们店是“正品”“无二价”，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无意表明中国不诚实，但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经验，很难保证能被发现。如果和一个不注重事实的民族交往，还会发生什么？一个衣冠楚楚的秀才对外国人说，他不识字。但如果你递给他一本小书，他会毫不犹豫地从人群中溜走，不付钱，尽管这本小书最多只值三个铜币。在这方面，他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反而沾沾自喜，骗了那个傻老外。那家伙居然信任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中国人从外国人那里买东西时，通常会少付一个铜币。他宣称他没有钱。如果你告诉他耳朵里有一枚铜币，他会很不情愿地摘下来给你，那就像被骗了一样。同样，一个人会磨蹭很久，以没钱为由，想免费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但最后我会拿出一堆铜钱，一脸不高兴的递给你，告诉你只拿他该付的钱。如果你相信他，让他不付钱就拿走东西，他会心花怒放，就像杀蛇一样。
中国人总有向亲戚“借东西”的习惯，总是有意无意地不打招呼，这大概是社会团结的表现。“借”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马上送去当铺，主人要钱的时候得自己去拿。一个教会学校的中国男孩被发现从一个负责学生宿舍的单身女士那里偷钱。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他抽泣着解释说，在家里，他一直习惯偷妈妈的钱，外教太像妈妈了，所以忍不住想偷。
中国社会显然有很多恶，毫无疑问，西方也有很多恶，但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两者的本质区别。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中国人缺乏信仰，这并不常见，但经常可以发现。我们讨论其他话题时已经列举了一些例子，有些应该详细讨论。
如果你有必要的知识，你可以写一本关于勒索中国人民的非常有趣的书——从坐在皇帝椅子上的皇帝到最卑微的乞丐，每个人都这么做。中国人有关注现实的智慧，不愿意让敲诈勒索形成完整的行为体系。每个人都像大气一样，摆脱不了这个重围。它是如此的恶毒和堕落，只有整个帝国彻底整顿才能根除。
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的现状，不可避免地使西方人很难最大程度地以务实的态度与中国人交流，同时又能保持“君子”的名声——如果他有幸得到这个名声的话。人们常说，人力车夫、船夫、酒馆老板、苦力和中间人，不管犯了什么罪，都会照例被砍头。他们和他们的同龄人一样，与外国人有着特殊的关系。因为外国人宁愿忍受欺诈，也不愿引起社会动荡。在这方面，他们一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然而，如果正义的原则在中国人民内部遭到破坏，只有通过社会动荡，社会才能最终达到平衡。
当一个人很难做到不偏不倚时，他必须是一个非凡的人才能努力做到。既不怀疑，也不轻信，是中庸之道的完美体现。如果我们对看似必要的不诚实不满，对人的性格判断快的中国人会把我们归为“气质人物”。对于易激动的人来说，一直保持佛的涅槃是不容易的。即使我们能保持这种安静的性格，也会被视为进一步任意勒索的最佳目标。有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受雇为外国人工作。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沿街叫卖泥捏外国恶棍的小贩。那些恶棍造型精致，穿着得体。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对摊主说:“啊，你玩的只是玩具，我玩的是真东西。”
不用说，据我们所知，中国政府似乎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特征的一个重要例子。这种例子在整个中外关系史上，以及中国著名的官民关系史上，也都可以找到。各级官员发布的文告就是一个独特而简洁的例子。这些文告冗长，色彩斑斓，纷繁复杂，展现了高尚的道德境界。唯一缺少的是真理，因为这些华丽的命令不是为人们执行而准备的。这一点作者和读者都很清楚，绝不会有任何误解。“中国政治家的生平和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一样，情感高尚，行为卑劣。他砍了十万个头，却引用孟子来论述生命的神圣性。他把修建大坝的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流淹没了一个省，但他哀叹人们已经离开了家园。他大声痛斥发假誓的人，却在签订协议后，私下说那只是一时的欺骗。”毋庸置疑，中国有铁面无私的官员，但很难找到。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让他们与世隔绝，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把最有机会了解中国经典的人的情况与这些经典教义相比较，显然在引导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方面是无能为力的。
“你认识多少值得信赖的中国人？”这里仅指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和评价中国人的标准，所以答案千差万别。大部分外国人会根据情况回答“很少”、“七八个”、“十几个”。有时候，有人会回答“很多”、“多到记不住”。但我们深信，在有识之士和辨别力的人当中，这样的答案肯定是极少数。
观察一个民族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在讨论中国人相互猜疑的特点时，我们看到中国人把不信任别人当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们的理由也很好理解。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国家不是由精英统治的。相反，是帝国中最卑鄙无耻的家伙掌握着所有的权力。一个聪明的道台对洋人说:“皇帝以下的官员都是坏人，都该杀，但是杀了我们也没用。下一个还是会和我们一样差。”中国有句谚语说，蛇知道自己的洞穴在哪里。另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中国的官僚阶层极不信任商人。他们知道所谓的“改革”只是一个很快就会脱落的表面外壳。中国的一个瓦工花了很长时间，用未调好的砂浆抹平了盖得很差的烟囱和屋顶，但他很清楚，刚生火的时候，烟囱会到处冒烟。第一次下雨，屋顶就会漏水。在中国，这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在各地开发资源。只要它有信心，害羞的资本就会从隐蔽的地方出来。在中国，开发资源所需的各种知识非常丰富，各种人才都有。然而，如果没有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互信，这一切都不足以复兴帝国。
几年前，一位有思想的中国人就如何解决某地区打井的问题来找笔者咨询。中国人通常从上到下用砖砌一口井。但在局部地区，井打完后，经过一段时间，整个地面会下沉，井壁会坍塌，只留下一个小洞，井会逐渐干涸。治疗中国由来已久的痛，和治直隶这个不幸地区的药方是一样的，所有药方都难以根治。所有的治疗都是表面的，整个帝国只能像装满珠宝的大车一样陷入绝望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