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社科基础思想,收获800字作文
1990不同战线硕士毕业。中断了8-9年,我又去学校考博士了。原因如下:一方面,我已经在商界漂泊了8-9年,今年32岁。经过1992-1998的市场经济洗礼,我明显感觉到90前学的原有知识结构明显老化。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硕士毕业时急于就业而中断,但一直没有持续冲刺的深造愿望。第三个原因是我的前岳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张仁德先生的鼓励。他鼓励我继续深造,这对我未来的发展肯定有帮助。张先生是经济学博士,1980年代从前南斯拉夫留学归来。他不仅在制度经济学学分的国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学、产权经济学领域写了很多书,而且在一些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很有影响的专业文章,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在1997-8娶了女儿后,经常和他讨论以上领域感兴趣的问题,不仅受到他的启发,还产生了一些* * *声。
其实从1998开始,我考了两次博士:1998和1999。刚考博士的时候,我是根据历年的题型和题型来准备的。虽然有些理论在八年后有些生疏,但我在世界经济和英语的考试中表现不错,尤其是英语考试,成绩超过了一些去过美国留学并在美国工作的考生,但后者因为题没做完而半途而废。但是经济学原理考试,我一看到题目就知道和往年不一样。所以结果就是这个科目成绩不理想,没录取我。事后,据说学校因为遗漏了经济学原理而突然改变了题型,客观上打乱了我原本对这门学科的备考。我并不气馁,但是我准备第二年再考。
失败是成功之母。1999,吸取了上次失败的教训,全面备考。当然主要还是上次失败的经济学原理。这次考试的成功之处在于我在外企工作多年,因为经常使用,所以不需要复习英语。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复习经济学原理和专业课。所以三次考试成绩排前三,当然顺利进入复试,也就是面试。接到面试的通知,我就知道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因为我不仅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运用得有声有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悬殊而激烈的招生比,我成功击败了在校的众多同学,回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攻读世界经济博士学位,而不用边工作边复习英语。在要求英语交流的面试过程中,我表现的非常好。我如实回答了考官的一系列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带着深造的目的回答了一个个疑难问题。很巧妙,既体现了我的率真,又表现了我的学习欲望,让在场的所有参考人印象深刻。当时担任考官的余永定,毕业于牛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给了我很高的评价。最后,他说,我的英语水平“绰绰有余”。开幕式后,我号召其他学生向我学习。
另一位来自湖北的非经济学专业考生进入面试阶段,虽然笔试成绩也进入前三。但是在我面试的过程中,他因为没有表现出扎实的基本功而被淘汰。
这说明考生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很重要的,虽然有些同学站在象牙塔里考博士,有一定的优势,比如理论学习不间断,笔试成绩容易得高分。但是,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由于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较差,他们在回答和处理紧急问题时相对较弱。我的经历表明,当我完成大学学业时,我不必继续学业。中间可以间歇性的调整自己,通过工作积累经验。好处很多。个人心态更趋于平和,看问题更理性。有了实际工作经验,非在校生对理论和实际问题会有透彻的理解,当然也会有更好的回答、抗压和处理紧急问题的能力。
近年来,随着扩招,养尊处优、对现实生活和工作经验缺乏了解的80后毕业生,在最终被迫进入一个受到市场经济挑战的社会时,减压和压缩能力明显较弱。很多学校,学生抑郁,有心理障碍,有的自杀。一方面说明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存在一些弊端和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现代考生在接受这样的教育体制时,需要调整自己,如何选择和接受不同的教育等等,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的社会发展规律。
二、在社科院学习工作的最大收获:在研究生院独特、灵活、先进的教育体制下,我找到了更大的空间去开阔视野、练好基本功、走向国际化。
如第一节所述,研究生院成立后,经历了长达八年租用校舍的“草根游牧”时期。我们入驻1985后,于9月1987报名入学。虽然我们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和学术、政治、业务骨干和精英,但狭窄的校园和落后的办学条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研究生院作为国家最高专业培训基地的神圣使命的履行。65438年9月到0987年9月,我们大一新生还是觉得研究生院的基础办公、学习、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薄弱的,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比如学习生活活动的半径很窄,包括去大山子邮局收寄邮件和包裹。然而,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学校占地面积比较小,活动半径比较小,远离市区,环境比较封闭,非常有利于静下心来专心学习研究。
对于我们来说,读研是一个大舞台,目标和视野更高,使命更长,自主性更强,自律和管理更强,知识吸收更多。
研究生院为科研机构举办研究生教育探索了一条成功之路。这是与普通高校不同的办学方式,也是与中科院研究生院不同的办学模式。研究生院的办学模式,一言以蔽之就是“集中办学,分科教学,统一管理”。研究生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通过研究生公共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的相对集中学习,以及各教学部和教学部门组织专业课和导师分别从事科研和撰写学位论文的两阶段培养,共同创造了具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色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和机制。这种培养模式和机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师生比极高,一般情况下小于1: 1。是典型的“师徒制”精英培养模式。由此,形成了社科院研究生院区别于普通高校的一系列特色:一是学生有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和时间,可以专心从事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致力于发展自己的专业兴趣;二是直接参与或参加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让你从研究生开始就能进入学术研究的最新领域,了解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接触学术发展的最新理论和前沿观点;第三,导师/学生比高,为学生获得导师更细致的指导和言传身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由于当时招生少,200人左右,学校给第一届的学生安排了经济片、政法国际和文史哲,宿舍相对集中,分开管理。每周除了在研究生院的必修公共课,还要在自己的研究所里见导师,和导师就自己喜欢的课题进行协商,接受导师的“师徒式”建议。这种相对狭窄固定的人文环境,对于培养研究生独立思考,专注自己喜欢的课题,是非常有益的。毕竟研究生教育不像普通本科教育。
这种“师徒制”教育相对于现代工厂化教育(例如一些大学大规模扩招后的中学、本科、研究生教育)有很多优势:指导老师的言传身教,与学生零距离接触,既能破除迷信,又能培养和形成学生个人的职业能力、道德品质、意志品质,终身享受。我后来积极正派的生活,严谨的学术研究,谦虚平和,低调乐观的人生态度,也与我的两位导师:美国研究所的陈先生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荣殿新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下所述,我的另一位校外导师,南开大学张仁德教授,在我1997-2002考博士期间,也在上述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或影响。
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教育安排是,不同专业、不同院系的学生在上公开课或听国外讲座时可以见面,非常有利于跨专业、混专业的比较和了解。通过相互介绍和讨论,有时可以找到交叉的话题,相互补充,交跨专业的朋友。比如曾经有一个中国社科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办的英语语言培训中心,主要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美国英语老师授课,基本都是用英语教材。由于英语是学校规定的必修课,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培训,对于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改变当时外语教学普遍不高的局面有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从事国际电影研究的学生来说,熟练掌握英语,进行国际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具之一。
而且在与北大、清华、人大、中科大等全国多所高校的学生和校友频繁交流和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有多优越。大家的出发点基本一致,相处也很融洽。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和相同的情况。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取长补短,有一个平等而平凡的接触过程。也就是说,当时普遍的感觉是,作为北师大的人,和北大、清华比,同样骄傲,没有太大差距。在社科院这个新平台,大家都融合了,有了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再也分不清自己从哪里来。
最能开阔我们视野的是,经常邀请国内外一些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到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讲座和演讲。研究生院还邀请国内外一些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做学术交流、讲学和讲座。大家随时听。记得1988年,学校通过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蒲山的关系,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教授来做世界经济的讲座。教室里座无虚席,我们第一次见证和聆听这样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给我们讲课。无论我们是否理解,无论他讲得好不好,对于我们这些从未见过或崇拜过名人的学生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值得骄傲和荣耀的事情。
对我来说,研究生院特殊的人文关怀对我后来人生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正如学校总结的那样,研究生院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做到教书育人并重。她总是把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被培养的人做什么放在第一位。记得刚入学的时候,我作为团支书,在团委的领导下组织同学讨论党建和党风的相关问题。尤其是思想上入党和组织上入党谁更重要的争论,引起了师生的激烈争论。由于我在大学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所以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经济学非常熟悉,包括阅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许多经典原著和文章,其中一些可以熟练掌握和背诵。所以从思想信仰的角度,我始终认为并坚信思想上入党比组织上入党更重要。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从思想上理论上完全了解* * *产品主义信仰的脉动,普通党员只要有朴素的感情,组织上入党就够了,思想上不要要求太高。同时,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思想上入党并不一定要求组织上入党。我一直待在派对外面。作为一个非党员,我还能起到组织上入党的作用。有时候,效果可能更好。
正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教育培养机制,使我院培养的研究生具备了许多不同于普通高校培养的特殊能力,从而使他们具备了更高的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操作能力。我的一些亲身经历证明了当时学校领导的开明态度和人文关怀。